本世纪初年，正是国内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年代，又是新思想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孕育着更加剧烈变动的年代。当时，梁启超因受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一方面，戊戌新政残酷地被绞杀，使他更加认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封建专制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到日本以后，大量阅读了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的著作，思想观念发生了剧变，如他自己所言：“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梁启超：《夏威夷遊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页。以下凡引《饮冰室合集》者，只注明该书《文集》或《专集》卷数。）梁启超感触尤为深刻的是，西方哥白尼、倍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杰出思想家的学说，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发生了巨大而神奇的推动作用！而反观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已经严重地不适应近代政治经济变革的迫切要求。为此，他撰写《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突出地论述“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注：《文集》之一三，第1页。）这一核心观点。此时，身居东瀛、心系祖国的梁启超，头脑中的一个兴奋点是：改造、更新学术思想，乃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他坚信“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为此，以他热情地接受的西方新观点为指导，反思几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于1902年写下了本世纪初标志着史学近代化进程正式展开的出色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七，第1～104页。以下凡引《论大势》者，不再加注。）。 《论大势》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宏观地论述了我国几千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大趋势。梁启超成功地做到多角度透视和评析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深刻地探寻其演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强调指出学术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篇论著成为我国20世纪之初运用近代新学理新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之作。本文试图对梁启超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特征和价值加以探讨。 一、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 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这样，他将几千年的学术思想之相嬗，视为有内在因果联系的、环环相扣的链条和有机的发展过程。 比如，梁启超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学术文化的全盛时代。全盛时代之肇始，既有诸国并立、兼并争霸，造成思想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也有前代学术思想提供的基础。他说，上古“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学具有明显的特征：严等差，贵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于是“教竞君择”的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统之运，至东汉达到极盛。梁启超既肯定其带来的一定的“良”的结果，更以西方的民权理论为武器，揭露批判封建文化专制扼杀思想自由的实质。三国六朝，儒学由盛而衰。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乱，“权势道德”两无可凭，另一方面就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则由汉季学者守师说，争门户，专以章句训诂为教，学问之汩没性灵至是已极。于是，人心厌倦，有提倡虚无者起，“举一切思想，投入怀疑破坏之涡中。”而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因此这个时代，既是老学“猖披”之时代，也是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这正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三，第3页。） 对于清代学术梁氏虽然认为它是“思想最衰时代”，但同时他又指出：“剥与復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先后经历了明学、宋学、东汉学、西汉学、先秦学等五个时期。鸦片战争前后，龚、魏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公羊学派的历史变易观，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的思想桥梁。梁氏将清代200年之学术概括为：“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但此古学复兴并不是简单循环，而是“以复古为解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之三四，第6页。）他进而将此200年之学术演化称之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这样，梁氏以其过人的智慧和恢宏的气势，准确地勾画出一幅中国学术思想几千年来时速时缓时低时昂、迂回前进的螺旋式的演化轨迹，指出其曲折向前的历史大趋势，而且是动力与反动力的反复较量，“反反相续，动动不已”（注：梁启超：《自由书》，《专集》之二，第59页。），蕴蓄着勃发的生机。这就和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划清了界限。 梁氏进而探讨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化的动因。他说新旧嬗代“必有争”，强调学术思想界也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样，都是以竞争求进化，竞争为进化之母，为进化之源泉。“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于群治有然，于学术亦有然。”这即是说，只有竞争，才有生机和活力，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普遍规律，学术界自在其中。而竞争必以思想自由为条件，思想自由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总因（注：参见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集》之九，第55页。）。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详细论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并立争霸，如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进而出现了“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注：《文集》之七，第11页；参见《春秋载记》，《专集》之四五，第2页；《情圣杜甫》《文集》之三八，第38页。）的繁荣景象。他又着意介绍了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虽然汉儒流派繁多，然而其说经之儒，或抱残守缺、或牵合附会、或以破碎繁难相夸尚，致使孔学之道陵夷衰微。其著书之儒，“四百家中，寥寥数子而已。”而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者，惟有董仲舒和司马迁，其余大多陈义至浅，惟存模拟，缺乏创造力。这样，两汉与先秦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汉代“学说之专制”，抑制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扼杀了竞争和进化，阻碍了政治和学术的进步。且此后历朝儒学都占居正统地位，由“一尊定”使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注：参见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集》之九，第55页。），这是造成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时而进化时而沉滞的重要原因。梁氏指出，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这种学说，即使极良，也势必“阻学问进步之路。”所以他再三强调：进化与竞争相倚，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无竞争势必窒息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儒学统一者，“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此外，中国作为封闭型的大陆文化，“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文集》之六，第12页。），因缺乏外部竞争和不能吸摄新营养，也是“历久而无大异动”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梁氏的这些见解，达到了20世纪初国人认识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