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

——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振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今年是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在一百年前的短命的百日维新中,维新派虽极力攻击已经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毛病,但并未提出废止科举的要求,只要求废止八投而已。这是为什么?比起其他维新措施来,废止八股似乎只是鸡毛蒜皮的事,然则西太后政变以后,就立即明令恢复八股,显然视之为大事要事。又过了七年,清廷却下谕彻底废弃整个科举制度。这个根本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要而言之,可以认为科举制度的存在不但只是官方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是官绅双方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因此废除科举并不是朝廷一纸命令可以顺当解决的,而要经过双方的默契才能行之有效,清末的废科举与兴学堂的实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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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即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谕令立即停罢科举,废除了从隋代起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该谕令后半段文字如下: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最重要制度之一,而竟一旦予以罢废,对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的社会上反应如何呢?相对冷淡。只有极少数的杂志对此事表示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只是停留在刊登袁世凯等人的奏折而已。报纸的反应稍积极,但也只有极少数的报纸,有简单的评论和报道。其中有些评论不但并不将立停科举当作如何重大的举措,且表示种种的疑问。这里仅以传播面最广的《申报》为例。在上谕下达的第四天,《申报》虽在第二版上作了全文刊载,但同时又以“谨注”的形式发表了一篇与今天评论员文章相似的文字。文中尽管承认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件大事,但是却又尖锐地指出:

      今上谕谓学堂优予出身,本与科举无异,则日后毕业将至于中学生员、省学举人、大学进士,人人鹜此虚学趋于仕路,不几与科举之旧习名异而实同乎?

      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正是这种科举与学堂无别的感觉,使得停罢科举的历史性举动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科举制度本是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在统治者一方是以此来笼络士绅阶层及一般百姓,以形式上平等的考试方法吸收部分士绅参政,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被统治者一方则藉此而平步青云,换取功名利禄,进入统治者行列。这种默契的成立,使得科举制度尽管弊端丛生,仍能沿续千余年而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但是晚清以来,中国已无法继续保持锁国状态,西方新式的教育与考试制度明显优于科举制度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改革以至罢废科举成为清末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在起初就是激进的维新人物也并未坚决主张罢废科举,但到后来即使重臣勋贵也都倾向于科举非罢废不可的建议。于是科举的废除变成只是时间问题,在欲废未废的这段时间里,在高层统治者与士绅之间都持一种观望态度,以寻求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默契。最终,由最高统治者以用学堂出身代替科举出身的办法昭告天下,而废除了科举制。因此废科举兴学堂是新的一轮默契的成立,这一默契与前一默契形式上改变而实质上不变,这对订立契约的双方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

      下面先对清末罢废科举的全过程作一鸟瞰式的回顾,然后再回溯科举制产生的背景,以看出两种默契是如何转换的。

      十年历程

      清末科举的废除并非一时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如果从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可以说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有这最后的结果。在此对最终的这个上谕,有两种感觉同时存在,一是早该废除了,一是废除不废除都一样。既然有这两种感觉,那就无怪乎引不起社会大的震荡了。

      首先让我们以年代为经,将一系列的反对与改革科举的言论简介如下: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满清败于日本之后,人人皆有忧国之思,亡国之惧,因此只要有关改革旧制的建议都会引起普遍的响应。

      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有教民一节,列举科举之弊,主张三场考试的第二场试掌故策,三场试外国考,殿试则试策问,头场虽仍试四书文,但让试者“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过去不准用秦汉以后书与诸子书)。”不过康氏并未提出废除科举制,这是十分初步的要求。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科举为第一义。”并提出变革的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主张废除科举,而以学校为取士之源;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以免有实学之人才流失;下策是“乡会试必三场并重”,防止只重第一场的八股文。

      1897年,徐勤在《时务报》警告说:“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举业愚民矣。”痛斥八股文之害,疾呼废除科举制。

      但是如徐氏主张全盘废除科举制的人并不多,上述梁氏之言论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欲以上策为理想,而愿从中下策开始变法。所以梁氏之三策以及其他人士的改革意见提出前后,清廷在不同程度上已作了政策上的调整。 于梁氏上策而言,虽不能合科举于学校,但已于1896年筹备建立京师大学堂。于梁氏中策而言,则有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之议,第二年初即准备经济特科与岁举两途并行。严修之议实质上是分科举之势,使部分人才能由经世致用的途径出。

      至1898年四五月间,由于维新志士们的宣传效果,内外臣工上书请废止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者纷纷:

      4月6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在严修建议的基础上进而主张经济岁科不应附庸乡、会试,亦不应试四书文,实际上是主张经济学堂的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有同进士出身的资格。

      14日,御史杨深秀有奏请厘定文体一折,猛烈指责制艺贴括之消磨人才。但又因制艺之科行之已数百年,猝无善策更之,因此主张以取消八股文体作为改革科举制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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