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其变革的深刻性及其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给今人留下了反思历史、总结近代化经验的宝贵素材。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自那以后，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逐渐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的。讲中国的近代化，不能无视或者脱离这两大历史任务。毋宁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 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确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深化对包括戊戌维新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理解。近些年史学界不少成果的取得，与这样一种视角的择取是不无关系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不应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不应粗暴地、轻率地对待以往从其他角度认真研究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否则，就会混淆历史的是非，掩盖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它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难得机遇，可惜辛亥革命爆发，再度中断了这个历史进程，致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良机又一次丧失，如此等等。在他们那里，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被视作所谓“激进主义”而横遭贬抑。这样一种观点和认识，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此，我们且置“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于不论，只就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派的近代化运动的说法，作点讨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洋务运动揭橥“自强求富”的旗帜，奉行“中体西用”的原则，开创了近代外交和新式海陆军，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学堂，还翻译了一批先进的西学书籍，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的确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由于洋务派自身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其事业受到封建主义的强劲桎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恣意箝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国臻至富强的近代化目标，相反，国家从总体上说仍然日益走向窳败和腐朽。在洋务企业内，衙门化、官僚化、贪污中饱、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现象日益严重和普遍，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等人，就曾对洋务运动的无效乏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发出“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而何以萎靡不振仍如故也”的沉重嗟叹（《弢园文录外编》卷2《变法自强（下）》）。甲午战争爆发后，洋务运动的各种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战争的惨败，最终在事实上宣告了这一运动无可挽回的破产。连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本人，战后也无可奈何地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中日甲午战争》[五]500页）由此可见，并不是什么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派的近代化改革，而恰恰是洋务运动舍本逐末的近代化改革再也“化”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被继起的维新运动所取代。历史的逻辑和事实就是这样统一起来的。 但是，戊戌维新决不是简单地否定洋务运动。它所否定的只是前者仅仅满足于器物层面枝枝节节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其近代化努力本身。换言之，它对于前者的近代化建设乃是一种积极的扬弃、超越，而并非是消极的中止。对此，我们既可以从百日维新所实行的种种近代化措施，如修建铁路、开采矿产、发展实业、提倡出国游学等思想实践中，看到两者之间前后相接的承续关系，更可以通过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认识和批评，来加深对这一问题实质的了解。 在戊戌时期及稍后维新派人士所写的各种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维新派对于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一概骂倒、全盘否定，反而坦承自己的西学新知最初均来源于洋务机构所译的西书，时常称赞郭嵩焘、曾纪泽等洋务派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起过的历史作用。即便在他们对洋务运动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参见梁启超的《南学会叙》、谭嗣同的《浏阳兴算记》等）。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他们甚至于还显示出了某种可贵的历史感，用谭嗣同的话来说，叫做：“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韮乎！”（《谭嗣同全集》158页）在梁启超那里，此种历史感表现得还要明晰些。他在《戊戌政变记》里，将中国此前学习西方、推进“变法”的历史行程分为四个前后相接的阶段，即自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为第一阶段，同治初到中法战争的20年为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的10年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为“变法之萌芽”期；第二阶段及“变法”的“筚路开山”期；第三阶段为继续引进“西法”期，只是所引进的，仍“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旧法根本不足恃，终于赢来全面真正变法的崭新阶段，此时，“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 在这段叙述中，洋务运动被明确地看作是学习西方、变革中国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其“筚路开山”的历史地位也得到肯定，一定程度上等于承认了洋务运动对于自己从事的维新事业的先驱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有条件的。当问题从历史拉回到现实的时候，基于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便不得不以明敏的洞察、尖锐的言辞，毫不含糊地痛陈洋务变革致命的缺陷及其无法避免的失败结局，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新局面。 在维新派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走入穷途末路，根本原因就在于只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满足于开矿修路、练军整商，而不触动旧的政治、社会和教育体制，“衿
杂拉，风雨鳞萃”（唐才常语），“不变本原，而变枝末；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梁启超语），如此“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康有为语）。这种认识和批评应当说是基本正确、抓住了症结的。正是基于此种共识，维新派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戊戌维新运动，把中国的近代化实践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