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1898年发生的戊戌维新已掠过百年时空，似乎人们暌离历史事件越远，对它更有冷静的理性认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历史上的改革事件也青眼相看，尤其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已成为近代史研究饶有兴味的热点，包括戊戌维新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维新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戊戌维新与科技教育、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关系、维新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戊戌政变的考证等，新意迭见，史裁别出，而最有认知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有： 维新性质 认识戊戌维新、研究戊戌维新和评论戊戌维新的首要问题，是正确解释它的思想实质。但是翻阅有关中国近代史论著，戊戌维新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似乎已成定论。“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也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公式。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论的深化，人们对这一公式进行了反思与重评。八十年代初，学术界结合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议与书稿，展开了一场什么是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讨论。有人认为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人认为既不应称之为“改良主义”，也不应称之为“改良”，而应称为“改革”；还有人认为应称之为“维新”、“变法”，甚至称之为“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等等。当然这场讨论的基调是围绕戊戌维新的性质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展开。 坚持戊戌维新的性质是改良主义说的学者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但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局限于少数开明士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士大夫圈子里，他们迷信依靠光绪推行其改革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更不想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甚至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汤志钧：《戊戍变法与改良主义》，《学术月刊》1982年第1期）。因为维新派对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所以“百日维新”的失败，也就“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许多学者著文指出，“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李时岳：《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显然，把戊戌维新称为“改良主义运动”，把戊戌维新的参加者称为“改良派”是一种贬意的政治定性，而把这段历史称之为“维新运动史”，把主张改革的人称作“维新派”，既有实事求是的历史感，也有利于扩大研究领域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 判定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性质运动，然后批判它的软弱、妥协和必然失败，已不能向人们提供多少新的思考，而在理论上与逻辑上则是一种误导。有的学者追根溯源说，改良主义是西方词语，十九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它以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枝枝节节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说；“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说，用改良主义来限定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叶林生：《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人民日报》1980年7月10日）。因为戊戌维新与欧洲改良主义不同，虽然当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稚，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反映新的生产关系追求，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对立物，是先进者而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不可照搬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认定“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金德群：《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文汇报》1980年7月18日）。从戊戌维新被封建清政府血腥镇压，证明它显然不属于那种维护旧制度的改良主义范畴。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期间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那么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辈，以及帝党官僚诸人倒是可以考虑的。 理论基础 第一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覆盖面很广。近年有的学者发表文章，论证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肯定他“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汤志钧：《康有为和今文经学》，《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这个理论是维新派在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清朝统治腐朽的情况下，借助儒家今文经学以议政；同时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论，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并宣布：“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已为人所公许。”（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外衣。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过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在研究戊戌维新史时，适当地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维新运动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今文经学和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充其量不过是传统儒学的自我完善，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他们请出古圣先贤的亡灵，利用今文经学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名词，如“据乱”、“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等，把它们推演成为封建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不过是为了穿上古人的服装，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便于演出有声有色的时代活剧。所以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马洪林：《对〈公车上书〉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1995年4月24日）。今文经学是一种儒家学术流派，已存在了近两千年，如果不是维新派给它注入了进化论的精髓，就不会成为维新运动的催化剂。所以，在戊戌维新理论基础中，今文经学是“流”，而进化论才是其思想理论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