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是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在甲午至辛亥的十三年间，严复倾其主要精力，译介近代科学方法论及西方学术名著，内容涵盖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逻辑学、教育学等方面。同时，严复以中西对照的眼光，对中国社会、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积弊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对清末民初学术文化的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注：关于严复在这种转型中的思想，新近的评价，参见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国书评》（香港），1996年2月第9期。）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1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大总统任命严复署理校长，5月4日，严复就职，是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任期间，为北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开北京大学会通中西、会通古今的教育方针和办学路线之先河，这与他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分不开的。而辛亥前后正是严复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充分展开的时期，同时严复又积极地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教育维新的实践。所以，结合严复教育维新思想与实践来讨论严复会通中西学术思想是有意义的。 一、以开民智为取向的维新思想 严复，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传初，乳名体乾。“幼颖慧，七岁始受外傅，从师数人。”十一岁，从“闽之宿儒”同邑黄少岩学习四书五经，“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1页。）。1866年，严复以一篇数百字文章《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博得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以第一名录取福州马江船政学堂，改名宗光，字又陵。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1877年，入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等，研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考察英、法等西方社会。此间严复与驻英使节郭嵩焘谈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深获赞赏。（注：郭嵩焘称：“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伦敦与巴黎日记》），参见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8-16页。）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到马江船政学堂任教，改名复，字几道。次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后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直至1900年离任。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凡20年，淡泊自守，精研中、西学术。 1895年，严复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大声疾呼变法维新，自强图存。1895年的这几篇文章，以及《天演论》，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唤醒了在学术上、观念上、方法上处在封闭而沉睡中的一代中国人。严复译著十余部，诗文数百篇，以中西结合的方法、犀利的笔触，纵议中西古今，踔厉风发，使其声闻全国，名重士林。时人推许严复“中国西学第一”（注：梁启超语：“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康有为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当时谭嗣同、吴汝纶等对严复维新时期(1895-1898)的政论文章及《天演论》的译笔推崇备至。王克非认为，在引进西方学术方面，“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与严复贡献相当的人物。”（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清史稿》本传说：严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写到：西学“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严复集》编定者王栻认为，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注：王栻：《严复集·前言》。）冯友兰论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指出此二者是西方的“长技的根本”。严复在1895年的著名的四篇文章里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76页。） 严复认为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23页。）。虽然严复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与学术的命脉，中国社会、学术有别于此，但严复并没有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中国文化的异质因素。中国文化在封建时代的表现确实缺乏科学与民主思想，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规定，也并非其全部的本质，更不说明中国文化在过去、未来都是如此。“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完全是以超越西方特定时代的普遍性因素来讨论的，而且是和中国文化、学术资源可以很好结合的。严复从西方的特殊性上升到一般，再从此一般返回到与中国的特殊性——实际的、现实的、操作的要素相结合。严复没有以西学的特殊性、时代性来解释西学的命脉，而是以中西共通的普遍性因素来解释，这里不仅超越了中学，也超越了西学，既有内容上的超越，也有方法上的超越。革新学术，是严复不懈的追求。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强调学术超越民族的普遍性，就破除了西方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这样，在近代激烈竞争格局中，优劣胜败，其权仍操之在我，这正是启蒙的要义，也是《天演论》的深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