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以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但长期以来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热点人物，在海外中国研究中，他也是一个引人浓厚兴趣并且受到广泛重视的历史人物。 研究中国历史的英美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在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新旧嬗变的历史时，很少不注意到严复的思想及其著作。被誉为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水平和动向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和民国时期4卷涉及严复者不下50外。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作教材并多次增订再版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全书1002页中，用5页专述严复的生平和著译。不少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名著，如李文逊的三卷本《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最能体现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哈佛学派观点的费正清、邓嗣禹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概览》等，对严复都有所论述。一些关于人物研究的著作，如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李文逊《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等，以及90年代以来出版的新著，如严复的外曾孙女、现任贝克来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叶文心两部近著：《外来的教育：民国时期文化与政治，1919-1937年》、《地方层次的过渡：中国共产主义的文化、空间和起源》，也都有涉及严复者。当然，众多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华兹的《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此书被认为“为〔英语世界〕研究严复奠定了基础”（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4.），是“对严复著作本身卓越的历史补充”（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29.）。它已有两种中译本问世。（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文》，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滕复等译，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在英美学者心目中，严复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翻译家”（注：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Press,2nd printing,1962.pp.213.），当然，他更是“他的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和评论家”（注：Yeh,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Harvard Univ.Press,1990.P.104.），是近代中国“第二代改革派中最引人瞩目的学者之一”（注：Dreyer,June Tenfel,China's Political System,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Macmillan Press,Ltd,1993.P.51.），与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人并列为横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著名人物（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 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16.）。《剑桥中国晚清史》把他和谭嗣同看作19世纪末变法运动中“两个在变法运动发展起来日益扩展、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中扮演领袖群伦的角色”，“应特别予以注意”（注：Fairbank,John K.& K.C.Liu.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Cambridge Univ.Press,1980.PP.297.）。更有作者将他和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值得提到的三个人（注：Schirokauer,Conrad.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Inc.:1991.PP.289.）由此可见，严复在中国近代史，特别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的地位，如何受到海外学者的推重。 二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来自他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中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大英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正是据此收他入目。《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改革思想时，突出严复翻译赫胥黎关于进化与伦理学的论文，“为近代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儒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论世变之亟》是“第一次对进步的观念作出改革派的权威性分析”（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7、506.）。 许多学者肯定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两方面都具有深厚的素养。芮玛丽特别从早期桐城派注重道德和经世的角度指出严复具有早期桐城派精神（注：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Press,2nd printing,1962.pp.60 ）。不过更多的人强调西方思想对严复的影响和严复的西化主张，认为“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不但给他关于西方富强的答案，而且他译介这些著作，使中国学者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及其文化价值”（注：Merson,John.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Y.;The Overlook Press,1990.P.204.）；他是一个“罕有的‘洋务专家’”，“更为难能可贵并且在他那一代人中罕有匹俦的是他对同时代的英国—欧洲文明有一种总体的看法”（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8.）；他是“一个激进的西化主张者(westernizer)”（注：Moody,Peter R、Jr.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CA.: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1995.P.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