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说的更新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前提；国家制度的变革——由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则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保证。作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注：引自严群“严译名著丛刊”序，《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和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其国家学说前期理论新锐而实践保守，后期则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回归孔孟之道。严复一生以“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注：《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5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版（下同）。）自励，但终局不是“修古而更新”（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81页。），却是崇古而弃新。从严复迹近乖离的言行轨迹中，人们能肯定他的哪些独特贡献，又能提取哪些理性借鉴？对此，本文试图加以索解。 一、双刃剑：启蒙与批判 19-20世纪之交，在国家学说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严复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对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传播和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为戊戌变法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 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和议会政治，魏源时代即已开始，王韬时代常有所见，《万国公报》也有佳作；但是，透过西方国家制度的外壳和政治运作，由表及里，深入介绍国家学说，从理论上吸取其精华，则开创之功非严复莫属。早在1895年3月，严复就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称颂民主制的国家制度，强调：“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注：《辟韩》，《严复集》第1册36页。）对于这一惊世骇俗之论的学理依据，严复后来在自己的论著和译文按语中作了深刻阐述。 关于国家制度，严复认为：“五洲之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而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与一。”君主制和民主制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谓之君主”；“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所谓“君民并主”，“则其君民皆有权”，只是“其中或君之权重于民，或民之权重于君”（注：引文均见《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37，950页。）。显然，在严复看来，只有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有权而自为君”的民主制国家，国家才是人民的公产，官员才是人民的公仆。他还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57页。）给予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以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孟德斯鸠将各国的政体区分为共和政体（Republican，严译“公治”）、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认为：“公治者，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者也；君主者，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法度；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注：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21页。）对于孟氏上述观点，严复有同意也有分歧。同意的是，民主制国家与共和政体都以主权属于人民为基准，两者因缘共生，表里一致；分歧的是，既然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以“治以一君”为特征，那就很难以“有法、无法”加以区分。因为，君主无法无天，“以恐惧为精神，以意旨为宪法”；由于君无法民无权，国家必然陷于“无道之专制”。但是，君主政体即便有法，国君照样可以“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按诸史鉴，“秦固有法”，却为“专制之尤”。可见，在君主政体下，无论立宪、专制，一切“惟其所欲”，“又何必斤斤然，为谨其分于有法无法也哉！”事实上，严复不但从理论上坚持以人民是否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以形式上的“有法无法”，作为划分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的标准，而且在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取便发挥”中，精辟地揭示了君主国家与专制政体的内在联系。此外，严复还十分推崇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认为西方“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按：即立法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49-950，938-939、995页。） 19世纪末，一对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体用观，在国家问题上引发人们广泛的思考：究竟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或什么是资本主义立国之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认为，民主政治（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西方立国之本和富强之原，主张摒弃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模式和思维定势。郑观应甚至在1892年暮春写的《盛世危言·自序》中，已经借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之口指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批评中国的洋务首领本末倒置，“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注：《郑观应集》上册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上述认识突破了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皮相观察，由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不仅是知识分子在忧患意识驱导下对改革前途的合理思考，而且符合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