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2月1日至3日在严复的故乡福州召开。这是祖国大陆继1993年之后举行的又一次研究严复的学术盛会。来自福建省内外、港台以及在我国学习的外国学者等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就“严复与中国近代化”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他才兼文理,学贯中西,学问渊博,思想内容丰富,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愧为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次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背景下,重点突出“严复与近代化”的主题,对了解历史,展望未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这次研讨会的论文来看,研究的范围较广,内容涉及严复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翻译理论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等诸多方面。 关于严复的政治思想研究。1.“三民”说。严复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基础上。他认为当时中国民众的力、智、德程度太低。“虽有富国之政,莫之能行。”因此要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体系都要与过去不同,要从过去的“学古入官”,改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为主,辅以一定的社会科学,以求近代专业的多门化,培养出人才的多种化,使人才由单一化的人仕从政,走向多元化的各种行业,通过人的近代化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2.“自由”观。严复认为,自由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中西强弱的差距在于自由程度的高低。“自由”,可以释放民众的活力,国家才能振兴。因此,自由是个体、种群“活力”的先决条件,是个体质量提高的产物。如果力、智、德太低,不懂自由,乱用自由,反而造成混乱。因此要有“群己权界”,个体自由要以不侵害他人自由、群体自由为限。3.“会通”论。严复主张自由与法制、民主与专制相结合的中西会通论。认为没有一定的政治组织组合,个体、群体“活力”也难以发挥。因此,自由是有序的,有民主,也要有集权,君主立宪是严复会通思想的必然结论。 国家观。国家学说的更新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前提。作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和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严复对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传播和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为戊戌变法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其国家学说的特点是前期理论新锐而实践保守,后期则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回归孔孟之道。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使严复在国家学说问题上备受心灵煎熬,最终也没有找到中国富强之路。但是,他的认识与实践,为后人寻找中国由贫而富、由弱而强的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理想与现实的结合部,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 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是严复权衡一切的理论尺度——只有紧紧把握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严复国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才能理解他对西方国家学说的选择、诠释与扬弃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反省与复归。 有的学者认为,严复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袁氏复辟等重大的社会变动,他在晚年作了许多反思,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较大变化。怎样理解严复的这些变化呢?究其根源在于他恪守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即中庸之道。 严复文化思想研究。对严复前期思想文化的进步性,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的。对他晚年的文化思想评价尚有不同见解。1.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比较与会通的角度,全面考察了严复所介绍、宣传的进化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实证主义哲学及逻辑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情况。认为严复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不仅确定了一种评判中国传统哲学的新坐标,而且提出了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新方式,赋予中国古代哲学以近代化内容,使中国哲学具有继往开来的“承接性”;并因此在一般哲学理论、哲学知识方法、哲学范畴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进程。2.有的学者认为,严复一生中,中西文化观的发展与变迁,有其本身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我们不能轻易地把它看成前后的断裂或背离,而应慎重地理解为同一思想与精神的信念轨迹上,同向的发展和延续。严复始终相信,中西文化性质尽管不同,但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景。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从文化特质处入手比较中国文化异同与优劣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经常保持一种理性与持平的批判态度。晚年的严复,对中西文化认识更深,体会更切,有关中西文化优劣取舍的见解,也更趋成熟。20世纪前20年,能对中西文化的真正价值具有正确的理解与识见,又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与说明者,恐以严复的贡献为多。3.严复青年时期注重学习西方文化,晚年时期则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与康、梁等近代著名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文化上提出保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严复后期思想的特点。严复晚年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思想,但并不倒退。因为他与保皇派不同,至少他始终认为中国政治必须改革,只是后期在改革手段和方式上坚持保守的做法。4.有的学者还就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1894年至1906年间,严复和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处在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中。严复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属于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他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契机,将中西伦理思想的巨大储能释放出来,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伦理思想。但在1898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和戊戌政变之后,他的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传统伦理由反思到回归的变化。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属于过渡形态。他以1896年伦敦蒙难为契机,逐步由传统向近代转化。首先,孙中山在“慕古”的心绪下,利用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