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清政府在高级官员中组织了一次关于禁烟问题的讨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史学界多认为，在禁烟讨论，特别是1838年的讨论中，存在着严禁与弛禁两个派别，弛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本文即以这次讨论及其后发动的禁烟运动为范围，对琦善的“弛禁”问题重新作一考察。 一 琦善与1838年的禁烟讨论 1838年6月，面对日益严峻的鸦片泛滥形势，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请求厉行禁烟。道光帝当即批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直省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至11月，包括琦善在内的各地将军、总督、巡抚共29人陆续奏复；以一批监察御史为主的朝臣也纷纷上书，痛陈时局；军机大臣、大学士们审阅奏章，斟酌取舍，形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禁烟讨论。为了正确判断琦善在这次讨论中的态度，首先必须弄清黄爵滋在奏折中提出了哪些问题，琦善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并参考其他官员的态度。在奏折中，黄爵滋提出了三个问题：银贵钱贱的根源是什么？首禁吸食还是首禁兴贩？要不要重刑禁烟？此外，关于整肃吏治问题，黄爵滋没有提出来。但是，琦善及其他参加讨论的官员们纷纷涉及。讨论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银贵钱贱的根源是什么？ 19世纪30年代，清朝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反常现象。黄爵滋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外国鸦片大量流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1838年7月，琦善应诏上书。在奏折中，他首先对黄爵滋的判断表示赞同： 臣查该鸿胪寺卿原奏，以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所称银价日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及州县征收地丁钱粮，以钱易银，无不赔垫，均属实在情形。（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朝官员们对于银贵钱贱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懂得货币与商品间的关系，纯粹在货币问题上绕圈子。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绝大多数人总算弄清了鸦片与银钱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引发银贵钱贱的真正原因。黄爵滋的见解，代表了这种认识的结果。琦善赞同黄爵滋的观点，表明在银贵钱贱的根源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与黄爵滋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琦善的认识还有糊涂的部分。他在肯定了黄爵滋关于“漏卮在鸦片”（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4页。）的见解以后，接着补充了两点看法。其一，清朝开国两百年间，人口大量增加，耗费也随之增加。制钱每年都在铸造，白银却未见增加，这一多一少，自然成为引发银贵钱贱的一个因素。这种见解，依然是单纯在货币问题上打转的陈腐观点。其二，洋货盛行，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加剧了银贵钱贱的趋势。他不懂得，对外贸易中，只要进出口保持平衡，就不会出现白银外流的问题。事实上，在正当贸易中，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清政府依然处于顺差地位，每年都有二、三百万两的出超。只是由于大量鸦片走私入口，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才出现了对外贸易总量上巨额逆差的现象。 在有关银贵钱贱的问题上，琦善虽然存在一些糊涂的观点，但他承认“漏卮在鸦片”，与黄爵滋的见解基本一致。参加讨论的将军、督抚们，绝大多数也都同于或趋近于黄爵滋的见解。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认识，他们才看到了鸦片输入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正在和将要造成的可怕的后果，诚如黄爵滋所言：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办理，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5页。） 认识到要塞漏培本，就必须禁绝烟毒，从而促进了在禁烟问题上的决心和行动。 还应当予以肯定的是，关于鸦片输入的危害，黄爵滋仅着眼于财政方面。琦善不仅看到了它对于清政府财政的危害，而且看到了它对于中国人民肉体上、精神上的毒害，以为“鸦片烟非（戕）人躯命，贻害尤深，自应妥议章程，严行饬禁。”（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 2、首禁吸食还是首治兴贩？ 19世纪30年代末，清政府禁烟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可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贩运猖獗，吸食成风，竟形成为积重难返之势。“善筹禁烟之方”，成为讨论中最热烈的话题。黄爵滋以为，历来禁烟所以难以奏效，在于重兴贩，轻吸食。现在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首治吸食。 夫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史料》第1册，第256页。） 琦善不同意黄爵滋的见解。他认为：“鸦片烟流毒民生，为害日甚，非先杜绝兴贩之源，势难禁止吸食之患。”（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报委员查办天津囤贩鸦片之奸商情形折》，《史料》第1册，第355页。）他说，解决鸦片问题，首先要分清源与流、本与末，遏流必先清源，治末必先正本：“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亦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注：《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就国内与国外而言，外国鸦片走私入口是源、是本，中国鸦片泛滥是流、是末。鸦片“若不贩自外洋，各省从何吸食？”就国内而言，兴贩是源、是本，吸食是流、是末。兴贩有大有小。粤东之囤贩，勾结外夷，取其鸦片，以转售于各省；出其纹银，以偷漏于外洋，实属罪魁祸首。禁烟理应循流溯源，拔本塞源，加强海口查禁，严禁囤积兴贩。鸦片之源杜绝，“而吸食之风自止。”其次，就治理的策略而言，兴贩者纵有党翼，总是少数，而吸食者人数众多。“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注：以上引文均见《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复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积鸦片人犯折》，《史料》第1册，第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