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严厉禁烟、维护民族利益，体现中国政府和人民禁毒的决心和勇气，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冷静对这段历史进行思考，就会看出，清政府在对外态度上存在严重问题，产生了不良后果。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考察和分析。 一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态度上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鄙视夷人、官夷不直接交往、不对话。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已有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世界形势已发展巨大变化。可是，清政府还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外国，视外国为“藩服”，外人为“化外蠢愚”之人，称道自己是“天朝上国”、“为天下共主”（注：嘉庆帝语，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光绪二十一年宝善书局石印，卷七，页五。）、“君临万国”（注：《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版，第127页。）。把上门求交往的国家都视为“贡国”。官员和来华的“夷人”不直接接触，通达书信、贸易事件由“商人转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19页。以下简称《鸦片战争》。）。夷人的书信要写成禀贴格式，交由洋商（也称保商、行商）译成汉文转禀官员。官员发话也通过洋商传达，或张贴布告，如对中国的臣民一样。广东的“华夷互市”，夷人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里，不能带妇女，不能坐轿，不准进城。贸易完毕即离开，不能逗留。 做为贡国的贡使到京城觐见皇帝要行跪拜礼。非贡国的使者想会见皇帝，也被视为朝贡国，一律行跪拜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戛尔尼(Macarney)等赴京，“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日‘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注：《清朝野史大观》（二），卷三，第126-127页。）这种做法，直至鸦片战争前，没有丝毫改变。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政府律唠啤到广东任商务监督。律唠啤用平行款式致函两广总督卢坤。卢坤以“天朝制度，疆吏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拒之，并指责律在书信封面上用平行款式，“妄写大英国字样”。律唠啤“声言伊系夷官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文移往来，不能照旧由洋商传谕，伊亦不能具禀，只用文书交官转递，坚执不移”，气势汹汹，还有武力相威胁。卢坤因此奏请停止中英贸易，将律押逐出口（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四），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二十七，页二十一至二十二。）。道光十五年（1835年），英国商人覃义理提出用“烟船”（火炮船）替代帆船往来省城传递书信，以便逆风也能行驶，且行驶速度快，遭拒绝。道光帝上谕批道：“外夷递送书信，向有章程，自应循照办理，何可以诡异不经这船擅入海口”（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四），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二十七，页三十三至三十四。）。将近代轮船用于传递信息中，这本来是件好事，却被陈规旧章所泥，格而不行；近代轮船被视为“诡异不经”之怪物，不予采用。“一种害怕偏离对待外国人的成规的心理，支配着各级官员”（注：《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83页。）。清政府“立中外之大防”，“华夷之辨甚严”（注：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六，页三。）。 2、轻视对外贸易。清政府认为：“外夷在粤通市，系圣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注：《鸦片战争》（一），第120页。）。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上谕说：“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注：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七，页三。）。当时，朝廷和官员们毫无商务观念，对商品经济使西方国家走上富强道路不知或知之甚少。嘉庆帝的上谕写道：英夷的“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注：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七，页三。）嘉庆二十年（1815年），皇帝召见粤督孙玉庭，问说英国富强否？孙答道：“其富由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注：《鸦片战争》（二），第608页。）这些言论说明，朝廷和官员们对英国富强的真正原因没有搞清楚，更没有认识到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能获得的利益。道光十一年（1831年），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奉称：“臣伏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注：《鸦片战争》（一），第90页。）直到鸦片战争前一年，这种认识仍没有改变。奉命到广东查办鸦片的林则徐同样认为英国人没有茶叶就活不了。他说：“通商本以怀柔外服，并非利其征输”。（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3月版，第878页。）基于这种认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只开广州一口，实行公行制度，生意只能经政府特许的行商之手做，“民夷不相交结”，不直接贸易。道光九年（1829年），英商“大班”曾“恳请嗣后不用保商，不用买办，并在省城自租栈房，囤贮夷货”等自由贸易要求，遭拒绝。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这种要求“与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之意，大有违碍，万不可行。”（注：《鸦片战争》（一），第75-76页。）官员们“事事率由旧章，人人恪遵定制”。而且，当局总把断绝贸易（“封舱”）作为手中的王牌，以使外夷“向化”、“效顺”、“驯服”。而没有考虑到本国在断绝贸易后将失去什么。道光十一年（1831年），据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奏报：“粤海关征收洋税进口出口两项，近年以来，每年约收银一百四五六十万两不等”（注：梁廷枬：《粤海关志》（三），卷十五，页二十六。）。这笔款项约占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4%。可见中外贸易的关税收入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官员们十分轻视，认为这笔税银对帑藏“无关毫末”（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四），卷二十七，页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