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是中美关系史乃至中外关系史上一项著名的政策。多年来，中外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不过，这些探讨多是着力于研究政策的提出者即美国方面的情况以及政策本身的含义，而对政策实施的对象即中国方面的反应却极少涉及。近年台湾学者发有文章<%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十三编，（台）商务印书馆发行。），对这一问题作了评论。本文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背景 1894年中日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政府此前在体制上和军事上所作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加之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开创了新的侵略方式，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各列强对中国的野心，中国遂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场所。战后，各国疯狂地在中国租借领土，掠夺开矿筑路特许权并划分势力范围，几将中国逼到被瓜分的绝境。 当其他列强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忙于与西班牙的战争。但是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即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是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两次向有关国家发出照会的形式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商业上的机会均等和政治上的“保全中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50-4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前者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既得权益前提下要求各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对美国货物实行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以后美国又不断在这方面增添新的内容，将其扩大到在工业和投资方面的机会均等）。后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保证美国通过条约所获得的利益的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能行使权力，而且这于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反之，中国的崩溃将导致已经展开的列强之间的倾轧尖锐化，这就谈不上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为了有效地、代价最小地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提议各国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并一致承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美国在照会中向各国解释说这也是对各国都有利的。很显然，政治上的保全中国是获取商业上的机会均等的条件，后者才是“门户开放”的实质所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各国对此均表示了默认（俄国的态度最为暧昧，也不便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要避免瓜分引起更多的纷乱，这毕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尽管“门户开放”政策无论怎么说也是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但它毕竟不同于赤裸裸的瓜分政策，与列强的对华政策相比，似乎有它的“特殊”性（注：C·σ·戈列里克《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中译本，第5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而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设想，这一政策“将使合众国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中国政府将在合众国身上看到一种阻挡帝国受到肢解的强烈愿望，它将大大提高我们在北京的威信和影响”。（注：阎广耀等选择《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当时中国民间和政府的反应究竟怎样呢？它是否真如美国所设想的那样会受到中国的欢迎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甲午战争不仅打破了远东地区国际力量的平衡，而且也打破了中国国内力量的平衡。面对国家的惨败和随之而来的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变法派；社会上更出现了主张变法和支持政府变法的维新派和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革命派。全国民众也开始觉悟，救亡图存成为各阶层的共同意志。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命运表现出空前的关心，革新内政和反抗帝国主义侵夺同时并举，因而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中国此时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且积极地将以往向外界学到的许多东西付诸实施，其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使中国人树立起了牢固的国家主权的观念，使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利权的要求空前鲜明，也使中国人对本国与各列强之间的关系愈益关注，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外交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当时，一方面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又是对贪婪和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怀有强烈的反感。虽然义和团运动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有所缓解，但中国的反帝情绪却比过去更加强烈。而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也开始实行“新政”，进行全面改革。总之，甲午战后至清王朝最终垮台的十多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天翻地覆的时期，是忧愤、反抗、变革乃至革命的时期。 二、中国民间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 （一）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舆论批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最善于利用新闻传媒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最有组织能力，在民间最有影响力的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