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建设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燕清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福州,350007

原文出处: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局变化,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基于“宁以外备为重”的治台思想,采取整训防军、添设军事设施,筹建电讯、邮政事业;创办台岛铁路;购置轮船、器械等措施,加强了台湾的海防建设,促进了台湾人民凝聚力的形成,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并由此揭开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序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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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肇始者。在担任首任台湾巡抚期间,他围绕台湾海防问题采取许多重要措施,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而且对台湾近代化建设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六月,法舰队入侵我东南领海,台湾危急,京畿震动。在这“战阵忧危之际”(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下同。), 清廷诏命一等男爵、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全台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5、卷205。)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作战,刘铭传领导在台军民赢得了台湾保卫战的胜利。在战争中,刘铭传深刻地认识到台防的重要性。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上谕:“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 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著各抒所见,确实奏议,迅速具奏。”(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5、卷205。)六月初五日,刘铭传上疏:“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今大局虽云粗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一切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大端,均须次第筹办。”(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下同。)为此,他主动提出愿辞去“地大而权尊”、且安逸舒适的福建巡抚之职,专办“一有外患,辄当其危”的台防(注:《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后附“陈澹然记”,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以“固七省海疆锁钥”(注:《刘壮肃公奏议卷首·序》陈澹然(光绪三十二年)。),“为朝廷建远大之谟”(注:《谟议略序二》,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下诏:“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注:《清德宗实录》卷215。)这标志着台湾正式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省份,刘铭传成为第一任台湾巡抚。面对这块“外则四面环海,周围约三千余里,无险可扼,内则中亘丛山,横纵约二千里,生番□处”的辖地(注:连横:《台湾通史》第一册,第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128种。), 刘铭传开始认真考虑加强海防建设的具体措施。

      自古以来,台湾的兵备方针一直以“台贼多自内生,鲜由外至”为指导思想。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刘铭传改变了兵备方针,转而以“宁以外备为重”为指导思想(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

      早在赴台就任之前,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刘铭传在京受到慈禧和光绪帝的接见时,他就上疏《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指出:“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着貂也。”进而提出要“整顿海防,以济当时之急;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

      正式被任命为台湾巡抚,使刘铭传拥有了“整顿海防”、“讲求武备”的职权。在这“瘴疠悍疫之乡,绝海惊涛之地”《惩暴略序十》,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刘铭传认为台湾新建省后,百废待兴,“惟办防以御外侮,抚番以清内患,清赋以裕饷需,此三事均为急不可缓”。其中“办防一事,尤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在四面皆海的台湾,刘铭传第一步首先加强“海疆第一要隘”的澎湖海防建设。他认为“澎湖当南北洋关键,闽台要枢”,因而“非特设重镇,不足以保危疆”。为此,他将“牵掣既多”的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以求“将来海上有事,声援隔绝之际,稍可自恃”。同时,刘铭传再三强调台湾必须与福建、与大陆保持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有事必须闽台共济,不分畛域,方足以保孤危。”(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

      刘铭传出身于行伍,久历沙场,对清军的实际情况深为了解。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中,他就提出要“酌裁募勇,参用练军”,“亟须妥定军制”,“号令操法”(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及至领导军民进行抗法保台斗争后,他深感台湾军务废驰,“已成弩末”,“欲挽积习、杜虚靡,非讲求操练不可”。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他开始裁汰兵丁、整训军队,“除镇标练兵不计外,拟留三十五营,台南合澎湖十五营,台北合宜兰十五营。中路新竹、嘉、彰、拟派五营。”(注:《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全部改用洋枪,聘清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到了第二年,他又在以台北设立营务总处,台中、台南地区设立营务处,负责操练兵丁、整顿军务,并按照留强汰弱的原则,“将无用的绿营冗兵裁撤下来,让他们担任盐务、厘金、邮政、地方保甲局和开山凿路事务。”(注:姚永森:《刘铭传传》,第136页。)此外,他还将四千番丁训练成一支屯军,并设屯军俸饷,其效果“实过于绿营”(注:郭廷以:《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见《近代的台湾》(朱建民、薛光前主编)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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