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发生重大变革是在道咸年间。以往论者对这次文化的转向和嬗变大都从历史和文化以及思想的线索展开了寻根求源、由此及彼的推论，尚无就此期间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的联系和影响，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进行分析的。本文拟就太平天国和湘军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斗争及其结果对晚清文化影响的社会进程作一探讨。 一、太平军用武器的批判创造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晚清以来，太平军和满清政府在历史舞台上的斗争应该说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历史悲剧的角色。满清中央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作困兽斗，相对于具有朝气和质朴气质的农民政权，这个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应当说是悲剧。太平军挥动农民起义的风雷，横扫江南诸省，把满清朝廷打得人仰马翻。历史是一个狡黠的“智者”，它常常借着这种刀光血影的画面去透射出新的前进的启示。在太平军活动的14年间，满清的统治历史在江南一带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层，原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被扫荡殆尽，一个新的并带有“基督”色彩的农民政权开始了自己生命的历程。这种反复循环的历史纠结，促使人们去反思过去和现实，而反思和选择正是晚清文化转向的契机。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向和嬗变的共性是以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来自不同阶级和带着不同利益特征的集团都在历史的答案上印下了不同的色调，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太平天国启动了晚清文化的转向，流风所及，给后来的康、梁和孙中山、章太炎，乃至给毛泽东，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晚清文化的推动之力并不是在于它的观念和文件，而主要是它用武器的批判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扫荡了旧的封建秩序和封建文化。正像恩格斯所说，一个历史上的行动要比一打宣言还要重要。 （一）满清王朝的没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摇动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竹幕，满清王朝再也不能保持与世界形势隔离的状态。正如近代史学家蒋延黻指出那样，满清王朝是不知有外交和法律，而是用传统的“输钱”和“割地”应付着这一危机，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民族感情”去欺骗国内的士绅和农民。但是太平军运动却是从一群被他们视为贫贱的“子民”的贫苦农民所掀起的运动。这场起义无情撕开了这个满清王朝的腐朽的竹幕。从1851年起，太平军从广西开始北上讨伐，1852年太平军占领了广西的东北部和湖南的西南部，然后在1852年占领了南京。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大批官僚狼狈而逃，八旗和绿营兵望风披靡，贫苦农民闻风响应，历史的发展剥离了罩在满清王朝头上的坚如磐石的光环，一场农民起义的历史风雷预示着新世界的曙光。太平天国先后发布了《奉天讨胡檄》、《讨满清诏》，以神秘而又充满着现实体验的语言开启了人们的思路，檄文说：“……凡有英雄代天报仇，动辄诬以谋反大逆，灭其九族，是欲伐我中国英雄之谋，满州只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注：郑振锋主编《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4页。）这种英雄主义的呐喊是超迈前人和激奋人心的。正当满清入主中原之时，也有来自不同阶级的痛苦的呼声。前有王夫之的《黄书》之警钟，后有黄宗羲的《明类待访录》之呐喊，还有顾炎武的《日知录》的兴叹，但那只是茫茫长夜中的几颗流星，很快被掩没在满清文化专制的沉重黑幕之中。真正像太平军这样否定满清的武器的批判在近代还是首次。此后，太平天国又公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后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后者更是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治纲领没有来得及普遍施行，但它充分地揭示了近代以来要进行社会变革的历史前进方向和力量之所在，所有这些行动的背后和社会联系都对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社会期望：这个满清王朝的统治一定要推翻，维持现状不是出路。在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就连统治者也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这个无形的社会需求开始震荡着这个社会的每个阶级和阶层。每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主张复古，有的主张改良，还有另外的一些人物在思考着另外的路，这些都应当看作是太平军搅动社会的影响和结果。对这种事物变化的辩证法，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页。）这就说明一切社会变化最有力的冲击来自内部，太平军就是从内部推倒了萧墙，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朽和衰败，这比海外入侵对统治者来说更可怕。墙推倒了以后怎么办？太平军尽管在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留下那一段社会断层和满清权力的空白怎么补？这正是晚清文化转向的开始，来自任何不同阶级的“精英分子”都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再想把“康乾盛世”的考据之学重新独占思想和学术的舞台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于是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为手段的“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二）传统文化中心价值的转移。太平军不仅造成满清政统在江南诸省的断裂，而且使风行延绵近百年的江南学术重镇——江浙考据学风扫地荡尽，为以后其他学术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机遇。洋务运动、今文学派和经世学派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太平军所占据的中心地区正是绵延百年“朴学”的发源地——江南诸省，其中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在此之前，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对困扰明末的党争极为反感，指责晚明儒士的党派之斗招致了明朝的灭亡，因此对政治的参预极为厌恶，很多人选择了学术生涯。另外，满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汉民族怀有特别深刻的戒心，为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与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对学术思想进行大规模干预，精心策划的文字狱像一把利剑悬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头上。与此同时，清王朝又以编纂《四库全书》为手段笼络集中了一大批江南地区的学者，为连续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相当贡献。这是满清王朝文化政策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对以经术论政视为畏途，在集中投入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把江南的考据学风移植于全国，知识分子这一倾向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就为考据扑学成为支配性的学术传统主导了中国的文化舞台。不容忽视的是，江南地区凭借着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实力，图书出版业形成规模，书院讲学蔚为大观，在学术的实力上也压倒了其他学派。江南地区的学术之风是由朝廷、官僚和士绅三方共同促进形成的。这股朴学笼罩有清一代近200年， 造成了“朝无良史、国无世家、士无实学”的崇尚空谈的局面。近人梁启超曾斥为：魏晋以玄学为清谈，近人以经学为清谈，而清谈是没有不亡国的。当太平军的武器横扫以后，这个依附在满清王朝身上的江南学术共同体也衰落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消失了。”（注：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考据学的衰落，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的损失。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以某种历史的摧毁作代价的，没有考据朴学的衰落，就没有新的学术中心和价值的转移，从此以后，西学、今文经学和湖湘学派经世实学开始走上了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空间。 （三）社会主体力量的新资源。太平天国留给近世的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这就是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后的历史说明，任何社会力量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决定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它一直贯穿到现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不乏有关民本思想的词句，如孔子的“天听自我民听”，孟子的“民贵君轻”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但这都是从社会功能的立场出发，把“民”视为提供赋税和养活官绅特定的阶级出发，并没有从政治主体和提倡民主的高度来看待农民。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每当困难来临之际统治者也曾想到农民，例如龚自珍的“山民之声”，林则徐禁烟时想到的“民力可用”。他们总是把农民视作工具而没有当作目的。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大抵上是起义之初总是高扬农民的利益，而取代旧政权以后立刻进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循环中，农民又悄然打入了底层。但是历史走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经济的进入，旧中国被迫进入转变时期，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利益就成为关系成败的问题。对此，黄自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从今日的眼光看，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忽视。……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的一团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借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注：黄自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0页。）可惜，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系中国之命运的重大问题。正是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民革命战争，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无疑曾给毛泽东以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