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历史发生剧烈的变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因封建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相继出现，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把研究的眼光从沉迷于乾嘉汉学的故纸堆转向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问题，促成了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丝生机。但正如龚自珍所说的，对于江河日下的封建“衰世”，他们“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注：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3页。）鸦片战争前涌动着的经世思潮虽开了有清一代的新风气， 但“只贩古时丹”的“救世”药方毕竟还属于旧时代的范畴。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枬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注意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鲜东西，为传统的经世思潮增添了以往所未有的崭新内容。他们以“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关注于“夷务”这一新的现实课题，并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把研讨眼光从内含“经世致用”精神的边疆史地研究迅速扩大到外显“西学为用”色彩的世界史地研究；对“夷情”的重视也从单纯搜集军事情报性质逐步转向对西方国家情况的全面介绍。这一时期，《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康輶纪行》、《中西纪闻》等著作的出现，很能反映思想知识界的这种变化趋势，从而为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勃兴，架构了由此及彼的思想桥梁。 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勃兴，有诸多的社会历史动因。在政治上，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奕訢、文祥等为首的清廷中央当权派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有感于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和镇压太平天国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以务实致用的精神，力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 期望“达到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注：《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页。）， 逐步形成一股“人人皆知洋务”的社会思潮。 在经济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原有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影响和挑战，开始产生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愿望。洋务企业从军用向民用的扩展，管理方式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逐步转型的轨迹。因此，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封建中国的影响而言，近代海关的设立，虽然在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维护、发展在华经济的工具和争夺在华权益的产物，但又因海关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化成分而给古老的中国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树立了一块可供效仿和借鉴的近代化样板。 例如，近代海关在组织过程中，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把原来各自为阵、互不统属的全国各口海关行政集中到总理衙门及其对它负责的总税务司手中，厉行行政统一制度，使各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明显地提高了海关的工作效率，海关税收迅速增长，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861年海关税收仅4961907银两到1871年就增至11216146 银两，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注：参阅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关税的增加虽然是半殖民地贸易发展的结果，但无疑也反映了近代海关工作效率的提高。 再如，由于关政的统一，也统一了全国各关的征税工作和财务管理，把历来被不法官吏视为利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侵蚀偷漏关税惊人的旧海关改造成制度较完善，办事有章程，管理亦严密的新海关，基本革除了旧海关官员任意征税，以税款中饱私囊的弊端，这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交流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因为，不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政治学角度上看，商品经济的活跃，必然要促进封建自然经济的分化和瓦解，进而破坏封建专制统治政治的基础，这其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近代海关的一些其他新制，如海关职员采行西方的薪俸制度，有能力的关员待遇优厚，升迁有期，使之能安心工作。同时执行严格的惩戒制度，有效地防止旧海关税吏擅取于民，“饱私囊而漏公项”的舞弊行为。近代海关建立起严密的稽核制度、颁布完整的办事章程以及坚持对外贸易资料的统计与刊行制度等等，都有其合理和可借鉴之处。 赫德曾指出：近代海关的设立“对于中国官吏更好地了解外国人，祛除对外国人的很多怀疑和反感，裨益不少”；“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中，……（中国官吏）不久就会转变为对外国人的尊重，即使不是欢迎的话。”（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92、127页。（以下简称《汇编》））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也认为：“在这个制度（指海关行政制度）创建之中，对于中国进步和改革方面所做的比一切条约对它所做的更多。”（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92、127页。（以下简称《汇编》））情况也的确如此，近代海关的出现， 虽然是半殖民地的畸型产物，但作为清廷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个行政机关，它的设立及其所引进的西方海关的先进制度，对封建中国的官僚行政机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当海关工作效率提高，关税持续大幅度增加，并逐渐成为清政府一项最稳定和最可靠的财政来源时，其成效不仅获得了清朝统治者的称道和信任，而且还因海关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伸从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了清朝统治者的旧有观念，“出人意外地成为中国一种巨大的精神政治影响的源泉”（注：1856年1月25日美国公使伯驾致国务卿第3 号函及其两个附件，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第12页。）。 正是这种精神政治影响刺激了识时务的洋务官僚对“借法自强”的追求，推动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发生、发展和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