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的近代形态演变，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化有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它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现代化事业，也有积极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认识近代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时也必须留心注意的。 一、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转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产阶级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是首先近代化的国家对中世纪封建帝国的战胜。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殊死搏斗中，长江流域所受的震撼最大：长江流域的人民首先目睹了近代化所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物质的强大给人们心灵上留下了激烈的震颤；开放上海、宁波等地为通商口岸，长江流域首先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集散地；在长江流域首辟租界，它既是侵略者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扩张的基地，又是中国人观察近代西方文明的窗口。英人干德利在《中国的今昔》一书中就说过：“曾有一次，人们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国最好的宣教士。这意思是说，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一个实例，阐明西方文明的优点。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由帝国他处去过上海，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建筑，整洁的街道，燃着电灯，或瓦斯灯；他们可以看到机器、自来水、电报、电话、火轮船、公园。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传到内地去。”（注：《洋务运动》第8册，第437页。）西方对东方的战胜， 在先进的中国人思想中引发何等激烈的斗争，是可以想象的。在长江流域，先知者如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首先萌发了维新思想，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是天朝帝国，而认为中国落后了，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师夷”说，是近代中国最先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呐喊。鸦片战争失败的现实，使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正视世界近代化运动已经向东方走来这一严酷的事实。 在近代化的故乡，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近代化给他们带来了福祉；在东方，它则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近代化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条崎岖泥泞的山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走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近代化之路。“中国人比较中西文化，向西方国家学习，则先是从直观的舰炮科技工商引进，再到理论学说和制度引进，进而到文化更新的变革趋势，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或相反。这种选择是在‘抗夷’、‘制夷’、‘御侮’和‘救亡图存’的直接需要的认识中逐步演进的，并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注：丁守和：《从中西文化比较看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鸦片战争后，长江文化的近代化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 1.在器物层面上进行近代化努力。受魏源“师夷”说的启发，地主阶级革新派走上了自强求富的道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领导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达三十年。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号召，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洋务派官僚看来：“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所进行的“借法富强”努力，着眼于学习西方的炮舰技术和练兵之法，致力于开矿建厂，筑路通讯。 虽然洋务运动并没有使清朝强大起来，并没有使中国实现近代化，但是，它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的。集30年之努力，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为标榜，不论是在军事工业、民用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还是在新学等文化事业方面，都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诚如洋务大员张之洞所言，以洋务运动为表现形态的近代化战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是本，“用”为末；“体”是主，“用”为辅。因而这种近代化的努力只是器物层面上探索，这只是浅层次上的近代化。虽然如此，它毕竟要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秩序、文化观念带来不可低估的近代化意义上的冲击和影响。 长江文化在洋务运动中实现着近代化的嬗递： 首先，长江流域的洋务在中华格局中，最有生机；在长江流域主政的大员，在领导洋务运动全局的活动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既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又是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主持各地的洋务。不仅如此，在他们身边，还聚合着一批科技精英。研究表明：“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最”（注：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页。）。 有志之士，如众星拱北辰，纷纷投奔曾氏帐下。亲历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了其时盛况：“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才精华，汇聚于此。”在曾、李幕府中，虽不乏传统型的士大夫，但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则是具有近代文化价值取向的精英人物，如冯桂芬、徐寿、华衡芳、李善兰、容闳、薛福成、郭嵩焘、丁日昌，等等。“具有现代取向的思想精英与科技精英入曾、李大幕，标志着原来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以幕府为中介实现了一次大聚合。”（注：周积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 形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在现代化运动中是必不可少和非常重要的。从实践到理论上考察，我们都应该十分重视曾、左、李、张等人对于长江文化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和不凡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