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无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究竟何在，它给我们今天又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 过去，人们在讨论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时，往往只是提出一些较为笼统的结论，如“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之类，这不仅失之于抽象和空疏，细推敲也未必完全精当。我以为，具体一点说，以下几点似乎不能不加考虑： ①这场改革，就全社会的意义来说，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甲午以前，早期维新派曾努力作过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但其影响只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或封建官僚之中。甲午以后，康梁等人以更大的热情从事舆论宣传，呼唤改革的到来，社会影响也大大增加了。但仍然不应过高估计这方面的社会效果。很多人，类型上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数量上也许是社会的大多数，对这场改革不仅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甚至缺乏起码的思想和心理准备。②推行维新改革的政权机器，从本质上说来是旧的。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新与旧的尖锐矛盾，当时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是无法克服的。于是出现了朝廷不断发布新政诏令，而地方政权或抵制、或拖延、或置若罔闻的现象。使新政无法得到很好的推行和贯彻。③在上述情况下，只有最高决策者亦即改革的倡导与推动者，是个铁腕人物，既有坚强的决心，又有独断一切的力量，才能把新政推开，取得成效。而当时的光绪皇帝，在主观与客观上，恰恰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④在改革的步骤与方法上，没有计划，没有阶段，没有重点，而是百策俱兴，全面推进，不分主次，散杂零乱。没有做到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实际的好处，把大的目标同人们的实际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 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有一定群众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力主变革，将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它帮助人们认清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激发了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了民族觉醒的程度；它大力宣传“变”的观念，帮助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对人们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戊戌变法是先辈们试图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真正开端。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不断奋斗牺牲，并取得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迅猛之势滚滚向前。诚然，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的社会问题，显示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道路，但我深信，百余年来，多次的挫折与失败的磨练，我们的民族已经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一定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智慧，坚定而又稳步地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戊戌变法运动的高峰在1898年，但其开端可追溯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为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先后有3000余人次向清政府上书达38件次，要求拒签条约，反抗外敌，改革内政，变法图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爱国救亡热潮，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成为推进戊戌变法运动的起点。戊戌变法最终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而失败。这一北京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戊戌变法运动迸发出来的爱国精神、改革精神却是长存常新的。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一个城市需要有城市精神。发生在北京的戊戌变法运动留给北京的城市精神是戊戌精神。也就是爱国和改革的精神。北京是戊戌运动的起点和中心，遗存不可胜数的历史文化故迹，尤其是北京城南宣武地区。这是北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戊戌爱国改革精神的载体。今天，北京人和全国人民一道，正以前人所不可能及见的崭新步伐从事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采取各种可能和可行的方式，妥善保存戊戌历史文化遗迹，继承和发扬北京城市精神，使之成为历史文化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北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这将是戊戌百年珍贵的纪念。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和变法成败的战略高度。梁启超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维新派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严复痛斥科举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张，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普及学校，提倡西学，重视政学，广派游学，发展师范，倡办女学等等。他们还在各地兴办学堂、学会，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培养了一批变法维新的骨干人才。在维新派的建议和推动下，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不少改革科举和兴办学校的命令。而其中第一项新政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梁启超为总理衙门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勾画了中国新教育体制的雏型。光绪命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后仍被保留下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又是当时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