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进期：近代中国思想家对民权的欣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古老的中国推上了“师夷”的征程，也翻开了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展的第一章。虽然这一阶段西方民权思想并不在“师夷”的范围内，但先进的思想家已潜滋暗长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及梁廷枬的《合省国说》，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等，都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及美国民主共和政体同时介绍到中国来。如魏源就认为美国既不专制又不世袭的民主制度，比起乾纲独断的中国式的“古今官家之局”，又“公”又“周”（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 光绪丙子二年（1876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卷59。）。他还称赞实行民主政治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47。）。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徐继畲称赞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几以天下为公”，像中国古代尧舜那样了不起（注：徐继畲：《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 第210页。）。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冯桂芬公开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优于中 国，并把“君民不隔不如夷”作为改革的重点。洪仁玕的民主建 议更多，甚至要求一切大政均“宜立法以为准”。冯、洪的意见表明，到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已由“临渊羡鱼”转向“退而结网”， 开始考虑如何限制君主专制的问题了，但尚未提出在中国建立何种民主政 体为宜的主张。 这一时期虽然对西方民权思想有了零星的引进，但整个思想界还几乎对这种迥异于专制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即便是魏、徐、洪、冯等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对于民权的认识更是浅薄而模糊。因此这个阶段整个格调是低沉的。但没有序幕就没有高潮，此后的民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时代的主流。 二、议院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端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端的重要分水岭。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未败乞和，洋务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被法军摧毁，“自强”方案受到了第一次检验。面对新的民族危机，早期改良派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魏源等思想家所欣羡的西方民主制度——一种可以修正现行国家政体的新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而对西方的实地考察更加深了其对议院制度及民权思想的认识。马建忠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初到（法国——引者加）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以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本末焉者也。”（注：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纪行》卷2，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号，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9—80页。）郭嵩焘讲得更明确：“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这种学理上的本末观的根本分歧， 使早期改良派逐渐背离了仍偏重“变事”的洋务派，开始了变政教、开议院的理想设计。 早期改良派把得民心与政教同视为富强之本，实际上已窥到了西方政教的民主性。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君民共主”的议院方案以体现其微弱的限制君权和提升民权的要求，这一以“君民共主”的方式体现民权精神的阶段就成为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发端。 近代民权思想纯粹是西方精神文化的产物，它一经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相遇，就存在被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0页。）早期改良派作为文化承受的主体，很自然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对西方近代民权思想加工改造。正是这种改造，造成中国早期民权思想“内中外西”的走向和议院设计的似是而非。 首先，在君权与民权的体认上，对西方文化而言，民权与民主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对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但早期改良派却对民主和民权进行斤斤分辨：“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君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国之谓也。”（注：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 格致新报馆印，第44页。）这样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就具备了双重含义：它一方面包含了对世袭君权不容置疑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民权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使君权“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恢复以君权为中心的“三代之隆”；民权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从学理上对封建君权的反叛，反而充分肯定了君权本身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君者，民之父母也。”中国传统的君权权威仍然是坚不可摇的权力中心，从西方舶来的民权只能依存于中国的君权权威，并站在外围以辅佐君权，弥补和完善君权的偏失不足。这样的民权，被作为君权永固的手段，只能以君权的附庸存在，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完全背离了否定君主专制的西方民主精神。“君民共主”的理想是要“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注：陈炽：《庸书·议院》，《戊戌变法》（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意即要君权与民权共存共荣，但由于民权对君权的依存关系， 注定了君权与民权不可能是平等的共存关系，只能是一为主、一为辅，一在内、一在外。 其次，在思想根基上，早期民权的内蕴和思想实质，凝结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力量——纲常名教。早期改良派表面上虽然提倡民权，但骨子里仍是以传统的尊卑等级、伦理纲常为价值取向。陈炽说：“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弃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不思自取……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注：陈炽：《审机》，《庸书》外篇卷下， 自强学斋治平十议版，第19页。）断然否定了民权思想的精义——自主之说。 黄遵宪批评平等博爱的态度更鲜明：“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也。天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注：黄遵宪：《学术志》，《日本国志》卷3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刊，第96号之2，第807页。）因而，所谓“民权”也必须以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规范为主旨。然而，抽掉平等、自由、博爱精神的民权思想，无异于挖去了瓤的空壳，失去了应有的反封建力量和走向近代文明的内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