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戊戌变法的领袖层

      一场社会变革，必然会形成一个领袖层，领袖人物之间优势互补，共同指导运动的进程。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康有为与维新官僚之间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共同发起了这场运动。他们之间谁能跻身为领袖人物，在领袖层中居于何种位置，则根据其所处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本文拟就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及其领袖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戊戌变法前三年的甲午战争刺激了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自上而下变法得以开展，其改良内容涉及到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层面，为戊戌变法作了必要的准备。可是，当时以皇帝为首的清王朝官僚体制却呈现分裂状况。其时，光绪皇帝不仅指挥不动理应听命于他的官僚阶层，相反这个阶层中大都是反对变法者，或是持观望态度的骑墙派。由于维新派与顽固派人数相比较，“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1〕所以，无论是光绪皇帝，还是康有为， 都只能把官僚阶层中的维新官僚作为自己依靠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在戊戌变法中，维新官僚为变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功绩在于组织变法、策划变法、实施变法等三方面。

      戊戌变法的组织工作，当始于“公车上书”后不久。当康有为“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喜之，命录存备省览”〔2〕后， 翁同龢也接见了康有为，二人晤谈长达半天之久，翁是光绪与康之间的联系桥梁。1895年8月，翁又支持文廷式、康有为在京成立强学会， 使维新派之间逐渐靠拢。还应指出的是，康有为成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与翁同龢等维新官僚的支持、扶助分不开。因为，对康有为的荐举工作，是由维新官僚翁同龢、李端棻等人相继完成的。翁、李系朝廷大臣，能直接面见光绪皇帝奏事，故为密荐；高燮曾、徐致靖为小臣，则通过疏奏明荐。张荫桓等人亦多次推荐。从荐举时间上看，翁同龢、高燮曾在先，李端棻、徐致靖在后。从荐举手段上看，翁先密荐，高接着明荐；以后李密荐，徐接着明荐。关于翁同龢荐康之事，《清史稿·翁同龢传》中未载，其本人也讳莫如深。但据今人孔祥吉考证：“是日翁氏日记甚详，却漏记了密谋策划推荐康有为的活动。此非疏忽，乃有意隐讳。康氏年谱详述了他到京师后，上书碰壁，心灰意冷，‘既谒常熟，投以书告归。’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称之，奉旨交总理衙议。证诸清档，康言不误。”〔3〕不过， 就在康有为即将进入权力核心的关键时刻，政局突变，翁同龢畏惧而动摇。此时，李端棻挺身而出，竭力保荐，终于把康有为推到历史的前台。军机四卿的荐举也是由维新官僚完成的。康有为说：“用林旭，以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桓。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4〕维新官僚还通过荐举这一形式，将梁启超等其他一批维新人士集结于光绪皇帝麾下。因此，可以说，维新官僚承担了变法的最初组织工作。

      再从策划变法上来看，维新官僚参预变法的策划在史料中亦多有记载。如，《魏氏全书》载：“康有为居京，日夜于张荫桓宅图之。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侍郎李端棻素才梁启超，亦荐用梁启超。”〔5〕又，1897年11月，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五书，“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交，及与曾刚甫同送察院，先与都宪徐寿衡言之。寿衡本守旧而能练士，不以此折为然，而允为我代送也。李苾园侍郎激厉忠愤，欲联九卿上折，为草之后，无联名者，李公交司业贻穀上交。”〔6〕6月8日， 康有为代徐致靖起草了《请明定国事疏》，6月10 日则由翁同龢替光绪帝“拟变法谕旨”（《张謇日记》），即《明定国是》诏。可见维新官僚曾与光绪皇帝、康有为等同心协力，共同策划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宜。

      实施变法时，维新官僚也曾出力。首先，变法实施的行政职能是由维新官僚负责履行的。我们知道，光绪皇帝虽是变法的权力来源，但他只负责发号司令；康梁等人虽负责变法的策划及宣传，并被委以六品官职，但却未参加变法的行政工作。变法的行政工作一直是由维新官僚承担的，特别是戊戌七月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李端棻、徐致靖等维新官僚负责部务，任用军机四卿负责阅览奏折，代拟上谕。“四卿裁决后，取中旨，经付所司，枢府不得与闻。”〔8〕之时，在新旧两 派实力悬殊情况下，维新官僚为推行变法，竭尽所能，功不可没。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幽禁，康梁等人逃亡海外，而维新官僚或喋血，或流放，或监禁，或免职，更为变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维新官僚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所不能代替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应在戊戌变法领袖层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然而，在以往戊戌变法领袖人物研究中，多片面夸大了康有为在变法中的作用。考查一下这种观点，不难发现它肇始于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是他们将戊戌变法归结为康党所为，以此掩盖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又为戊戌政变抹上平息暴乱的色彩。而后来的研究者仍持此种观点，则是滥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忽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不相信皇帝、官僚也可能转变成为维新人物。其实，在戊戌变法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只能由光绪皇帝来决定，由维新官僚来贯彻实施。如果仅把维新变法运动看成是帝后两派的权力之争，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贬低了戊戌变法的实际意义。

      另外，通过对除翁同龢、梁启超、谭嗣同、李端棻、张荫桓、徐致靖等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有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在这场变革中他们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