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辉煌的古代文明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华夏至上、中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直到清末，中国人仍在这种优越感之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古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变， 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刺激了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为了制夷而师夷，这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而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思想回应。向西方学习从此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需要和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课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可惜，随着战争硝烟的消退，中国又回复到沉睡之中，向西方学习的苗头稍兴即逝。就在整个社会仍然非常保守之际，太平天国农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率先冲破了封建文化的网罗，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充当了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 一、冲破夷夏之防，吸纳西方宗教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方面和古代农民战争一样，是封建阶级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和古代农民战争不一样，它发生在中国受西方侵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近代社会。“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2 〕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总之，外国的侵略、民族矛盾的加深，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因此，尽管太平天国最初是以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仍然要在农民运动中反映出来。洪秀全把外患频盈，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描绘为“乖漓浇薄之世”，“陵夺斗杀之世”，认为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护的兄弟姐妹，“何可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3 〕国与国之间应“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4〕洪秀全的这些思想， 正是外国侵略影响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军事侵略对农民运动的影响还是比较间接和曲折的，相对而言，西方的某些思想则对农民运动起到了更为直接而明显的作用。我们看到，洪秀全在谴责西方军事侵略的同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却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就是在西方宗教的启发下形成的。为了发动起义，他不惜背叛传统文化，从基督教中摄取思想武器，把基督教作为斗争的旗帜，从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制夷”，更非为了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人人平均、处处平等的大同社会。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当然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救国真理，加之当时中国还没有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基督教就成了太平天国农民唯一可以借取的反封建思想武器了。基督教虽然不是科学的理论，不是救中国的真理，但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它的传播打破了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动摇了正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它使当时“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互解作用”〔5〕， 引起了封建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的混乱；经过洪秀全对其逆来顺受、安贫守命的消极思想的改造与剔除，它所蕴含的平均平等、否定封建专制的积极思想就成了中国农民反封建革命的精神动力，使分散的农民起义聚集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封建统治制度，并将“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使“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6〕。由此可见， 在当时的情况下，基督教就是农民革命的武器，是农民推翻旧制度“开创新朝”的“救国”真理，起到了促进中国社会变动的积极作用。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所“学习的是西方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7 〕这种观点从理论上看没错，但它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忽视了客观实际效果，以一般理论去定义特殊事件，因此就不够客观也不够恰当了。 作为中西文化碰撞激起的巨浪，太平天国从社会根源到思想渊源都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外交格局、思想文化倾向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利用基督教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意味着“夷夏之防”已被冲破，这有利于太平天国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具有开放的心态，曾经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8〕的帝王梦的洪秀全竟然能够提出“万国一体， 天下一家”，“中西永遵和约章”〔9〕这样与各国平等相待的外交思想； 也正是有了开放的心态，太平天国在实际处理对外关系中，与对外采取深闭固拒的清政府不同，他们欢迎正常的外交往来和正当的商业贸易，热心追求西方文化，信任、重用友好的外国人士，相互建立了友谊关系。开放的心态以及敢于变道的精神，成为太平天国继续向西方学习的动力，并使太平天国能够找到一条与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相一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确凿的事实说明，基督教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确产生了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而并非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只能将中国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历史前进的步伐任何力量也无法扭转，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