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成败得失，现在尚难以盖棺论定。李鸿章是这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他的思想，曾对这场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试图对李鸿章的“实力”思想作一考察，以揭示他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力”的理念与实力扩充 传统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各国关系的时候，崇尚以“德”服人的原则，并且，主要也是以自己文明的优越来维系中华上国的地位。以“力”服人的原则往往受到正统儒生们的攻击，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周边各国的缘故。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西方文明频频叩击中国大门，西风东渐，其势滔滔，古老的中华文明出现了严重危机。“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横行于中土”，这是3000千年来之一大“变局。”〔1 〕在这样一个“变局”时代，怎样才能使中国在同列强打交道时立于不败之地呢？传统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显然已无济于时艰了，这不能不使一部分中国人，面对现实，更改自己的观念与思想。李鸿章可谓是他们之中较早觉醒的人物之一。 李鸿章久历戎行，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较早地与西方人发生了接触。在同西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及在同西方打交道时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2〕。 今后中国同西方的较量将是实力的较量，中国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能保住自己。因此，这一时期李鸿章便明确地确立了“力”的理念，并将扩充中国的实力确立为其追求的目标。应该怎样扩充中国的实力呢？他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力保和局。“我与西约，始由胁逼而成，各款多违万国公例”〔3〕。但是，由于“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 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4〕在这样的情况下， 空言“攘夷”是无济于事的。为了造成中国强大的实力，首先应该力保与西方达成的和好局面。所谓力保和局，即是：一，尊重与强列已经签定的条约，同列强打交道时，严格按照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去办。他认为：“两国和好，全凭条约”〔5〕。并且，与外维持和好局面，彼此均会受益。 他曾说过：“本大臣见泰西各国十分富强，皆从各国交好而来，一国的见识无多，聪明有限，必须集各国的材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6〕二、超越条约内容之外的，只要不违背国家体制， 也可变通处理。“我为中国大臣，凡国家体制所关，我不敢不竭力争论，但凡有可通融之处，亦不坚执成见，致误两国大局。”〔7〕三，不轻言战事， 力争以外交途径解决中外纠纷，即使战不可免，也要做到不“衅自我开”。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8〕“亚洲各邦，自欧人东来，以兵戎相见， 先胜后败，覆辙相寻，可为殷鉴。”〔9 〕这种主张目的是想同西方列强保持一个和平局面，以为中国学习西方、扩充实力，创造条件与争取时间。 第二，讲求军实。与列强实力的较量，首当其冲的将是军事实力的较量。然而，当时中国兵制落后、军力孱弱，“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长短，无以扼其气焰”〔10〕。这种强列的反差与危急的形势，使李鸿章忧心忡忡：“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11〕他曾向朝廷大声疾呼：“国家诸费皆可损，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损。”〔12〕怎样“讲求军实”呢？他认为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3〕并且，他权衡当时局势，提出了优先发展海军、兼顾陆军及其它辅助军事设施的思想〔14〕。在他主持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充，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打下了最初基础。 第三，浚发财源。“御戎大政，惟兵与财”，〔15〕军事实力的扩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先富而后能强”，李鸿章在他的洋务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6〕。中国与列强的较量，将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是整体国力的较量。因此，到了70年代以后，李鸿章便一再吁请朝廷，设立民用企业，以扩充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第四，造就人才。与列强的较量还有赖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中国的自强事业“尤以人才为亟要。”〔17〕为此他对比分析了中西情状，认为“中土人才，多空谈学问、仕宦”，对洋务“漫不究心”〔18〕，中国的“有贝之才”与“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19〕他曾多次吁请朝廷要不拘常例“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20〕。为了造就新式人才，他同其他洋务派领袖一道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事业。但传统的科举制却很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为了给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他上疏朝廷要求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变通处理，惜为浮议所阻而未果。 甲午战前，李鸿章膺疆臣30余年，举凡清政府一切重大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及文化新政，他皆躬于其事。由于他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并将扩充中国的实力确立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他所举办的一切新政，都是围绕着扩充中国的实力而展开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