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晚清洋务活动中举足轻重，所参与者门类颇多，近代矿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奏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南省如湖南、江西、镇江、台湾等处，率多产煤，特无抽水机器，仅能挖取上层次等之煤，至下层佳煤，为水浸灌，无从汲净，不能施工。诚使遴派妥员，召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价值必视洋煤轻减，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至楚、粤铁商，咸丰年前，销售甚旺，近则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之始，置买器具，用本虽多，而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以造船械、军器，土铁贵而费工，洋铁贱而得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土铁营运渐稀也。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闻日本现用西法开煤、铁之矿以兴大利，亦因与船、器相为表里。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要之，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1〕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李鸿章又写信给山西巡抚包源深：“晋中煤铁矿产甚多，行销亦远，是否定有收厘章程？若用西洋机器挖取熔炼，足可推行于通商口岸及各路制造局，与洋煤、洋铁相埒，大利所在，地不爱宝而取用无穷，中土罕有知其理者。公盍留意，毋汲汲忧贫也。”〔2〕 十三年，日本武装进攻台湾。九月二十七日，清廷命李鸿章等于总理衙门条奏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诸事，详议以闻。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奏称：“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煤、铁各矿，……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英国……运至中国……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西土治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矿，窃以为宜聘此辈数人，分往遍察，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臣近于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议开煤、铁、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匠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近世学者鉴于明季之失，以开矿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矿之不可开也。其无识绅民，惑于凿坏风水，无用官吏，恐其聚众生事，尤属不经之谈。刻下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何以独无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强耶？若南省滨江、近海等处皆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3 〕同时，李鸿章还建议仿设电线、铁路。对于李鸿章的这些主张，文祥只是“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李鸿章为了争取最高当局的支持，拜访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奕亦以为然，只是说天人敢主持其事，李鸿章请奕向慈禧、慈安请求，奕说慈禧、慈安也不能定此大计，使李鸿章深为失望〔4 〕。 光绪元年，王大臣议准试办开采煤、铁，李鸿章联合两江总督沈葆桢，湖北巡抚翁同爵等积极筹办鄂东、皖南煤矿。十月二十三日，他复翁同爵的信中写道：“前家兄（案：即湖广总督李瀚章）与执事咨照札令盛道宣怀会同江汉关李道勘议，在广济官山试开煤矿，……顷盛道来津，面称……若归商办，久恐争利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余利可充防饷等情，并据称过沪谒商沈幼帅（案：即沈葆桢），亦甚怂恿。因思开办之始，似须由执事会同南北洋大臣奏明立案，僭拟疏稿奉呈核定，……至兴国等处铁矿顺便叙及，应俟广济开采就绪后逐渐议办。”〔5 〕十二月二十日，在复沈葆桢的信中写道：“翁玉帅（案：即翁同爵）函复，以武穴开煤会奏为可行，……经执事详加开导，添购机器，暂雇洋匠，或更踊跃乐从。江西乐平煤矿，亦有可图，岘帅（案：即江西巡抚刘坤一）等疑虑多端，致生观望。今蒙咨商仲良（案：即新任江西巡抚刘秉璋），……凡此皆须大才就近察夺主持，力开风气，翘盼曷任。”〔6〕经李鸿章与沈葆桢、翁同爵会奏， 清廷于二年正月初七日发出上谕：据称湖北广济县所属阳城山产煤甚旺，兴国州所属山地兼产铁矿，即饬令盛宣怀妥为经理。煤、铁所售价银，即著照所拟，提还湖北、直隶资本。俟提清后，即以余利作为江海筹防经费〔7〕。正月初九日， 李鸿章在复盛宣怀的信中写道：“开挖煤、铁之举，既荷廷旨允行，……惟系开创利源，易招谤忌，务望实心实力，廉正为本，精核为用，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不移，庶几可大可久，执事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议者以贵局杂费过多，将来恐难讨好，所虑未为无见。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权，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8〕 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烟台条约签字。李鸿章在复丁宝桢的的信中写道：“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弟前于磁州议开煤、铁，奈派人覆勘，矿产不旺，去河太远，故暂中止。旋奏请试采鄂省广济煤矿，经营年余，尚无佳煤，深为焦急。昨属赫德由英国代雇匠师，且俟到后酌办。稔知贵辖登、莱一带五金宝藏甚多，欲请设法筹开，窃为中原大局计，非执事雄心毅力，断办不到。兹来示以民情悍朴，多不晓事，恐有滞碍，老成慎重之见，不为天下先，固可敬佩，但此事迟之数年，或数十年，必有破群议而为者，仍望明公博谘远谋，留心试办为幸！前在烟台，威使谓英商法格圣讲究矿学，愿将禀谒台端，求为先容，旋接一函，照抄呈览。该商若赴省求见，可否略赐燕闲，俯询巅末，其意或求效用，暂可婉言答复，徐图商办。”〔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