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997年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文化保守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广泛存在于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本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接触、冲突之后，逐步形成的一股旨在维护传统文化地位和价值的文化学术思潮。国粹派、孔教派、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就是这一思潮的不同表现形态。有的学者认为，进入90年代后，国内又出现了一股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新保守主义。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冒切认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由三拨人组成：一是海外新儒家的呼应者，二是国学派，三是后现代论者。三拨人的理论起点、重心和言论心态、方式等都不一样，某些主要方面甚至相左。但，“他们都否认‘现在’，拒绝‘西化’，非议‘现代性’，主张以本民族文化为本，开采传统文化资源，兼融西方‘新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把中国文化推向全球。”〔70〕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周晓明认为，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尚和’。即在各种现实的或理论的矛盾、对立乃至对抗中，取向‘迂回’、‘折中’和‘调和’。二是‘非今’。即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现状乃至未来，表现出一种‘泛人文主义’和‘泛文化主义’的焦虑。三是‘从古’。就是力主‘回归’传统，‘回归’历史，企图以古证今，或以古治今——从传统的历史中寻求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或解救方案。”〔71〕华中师大文学院副院长王又平在一篇题为《新保守主义：当下的文化反讽》的文章中也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守’”。〔72〕 关于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冒切认为，它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就国际背景来看，是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经济竞争和文化抗衡，民族和宗教问题走向前台，一体化和区域化（民族化）的趋势并存，各弱势民族百倍珍惜、竞相守护本民族文化传统，抵御西方的文化殖民，民族文化意识空前高涨”；就国内背景言，是9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中心丧失，文化失范，话语系统多元而使人焦虑，人们就像随风飘荡的稻草。”于是不少人在西方文化危机的呼喊声中回到了“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73〕李坚、周忠玺也认为，新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有政治、文化和国际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是“大陆内部的形势发展为文化保守主义再兴提供了起码的环境基础和社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得到重新定位，恢复了文化与政治的应有地位”。文化的原因是，“一元化的社会控制模式松解之后，社会生活日益向多元化发展，民间世俗文化复苏作为民俗文化源头活水的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国际的背景是，“东方民族和东方文化在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面前的东山再起，国际社会对东方文化的重视”。〔74〕 针对所谓“新保守主义”，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认为应提倡一种“新批判精神”。所谓新批判，既不是西方文化的，也不是华夏中心论的，新批判应建立在对现实挑战回应的基础上，以真正的“五四”精神，即鲁迅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真精神为起点。〔75〕 也有学者不同意关于90年代中国出现“新保守主义”或“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提法。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郭齐勇在《评所谓“新批判主义”》一文中认为，判断有无“新保守主义”的起码标准，“就是认字和断句。今天，像我们这些忝列高校文史哲教席的‘教授’、‘博士’们尚不得不借助工具书才能勉强读懂《尚书》、《诗经》，大学生们尚分不清《四书》与明代的‘四大奇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说我们‘保守’了祖国文化的什么？怎么敢侈谈‘国学’，还嫌‘热’了？”他认为“现在倒真是要‘保’‘守’一下民族文化的瑰宝，需要适当对知识界和国民‘启’自家文化遗传之‘蒙’，‘补’仁爱忠恕孝悌信义之‘课’，‘扫’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想之‘盲’”。〔76〕郭齐勇还反驳了那种批评回归传统的文人具有“传统本身的惰性”和“文化恋母情节”的观点，指出“文化的创造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此母体之乳汁滋养着现代心灵，不可断，不可断！”〔77〕 除了以上关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外，北师大历史系教授郑师渠有关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研究值得注意。郑师渠认为，欧战的爆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它表现为：“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一是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与此相适应，欧战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分化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异军突起，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派、西化派和东方文化派三足鼎立、各领风骚的局面。本文还认为，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反映了上述三派的“思想分野”：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所以“力攻‘科学万能论’，要在反省西方物质文明的偏颇导致了欧战，呼吁重视精神的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优长，但他们却不恰当地主张‘复活新宋学’”；丁文江等西化派“竭力维护科学的权威，但却陷入了科学主义，固执地坚持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批评胡适诸人不彻底，陷于唯心论，慧眼独具，但却同样未能尽脱科学主义的羁绊”。〔78〕 文化方面，抗战时期留日教育研究较为新鲜。有人考察了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政权下的留日教育状况，分析了伪满派遣留日学生的原因、留学教育的过程、留学生的类别、留学制度及留日教育的特点，指出伪满留日教育是日伪奴化青年，培养驯服工具以巩固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79〕有人论述了其他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从中国留学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留日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具体地剖析了留日学生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并介绍了战后国民政府甄审留日学生的情况。〔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