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1840—1949）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二级学科，比较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学科。由于中共党史已经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本文所谈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史学理论 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反帝反封建及革命与改良等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一些否定传统观点的意见，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95年以来，刘大年、张海鹏、龚书铎、李文海等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已发表的文章中，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这种争鸣起了一定的作用。1996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否定意见在报刊上，不大能看得到了。对于健康的学术争鸣来说，这不一定是个正常的现象。健康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在争鸣中各持己见，在对方的批评中完善自己的论证。现在似乎不是这种情况，说明上述那种否定意见或者比较浅薄、浮躁，经不起批评，难以在学术界立足；或者被批评者感受到压力，不愿意起而继续争鸣。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今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中应加注意的。 1996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学者继续就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发表意见。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矛盾异常激烈、异常错综复杂，所以呈现出的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人物、运动、现象，如果运用不同的认识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说，“科学研究没有思想理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原始的”，“事实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认识，常常不受这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就要受另一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区别只在于自觉不自觉。有人热衷标榜讲历史要‘浩然中立’，只讲事实，不讲指导思想，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指导思想，而偏爱另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抓住近代中国两个矛盾，社会变动中的两种趋向这个特点，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够得上现代的方法论。”他认为，在近代史的历程中，来回变化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但是中国的近代首先存在民族不独立，中国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不能替代的两件事，但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 〕张海鹏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一文中从阶级斗争、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这几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等方面的本质不同，明确提出：“观察、研究历史中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现实中国，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研究，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中是否能得出共同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实的中国毕竟不是历史的中国。两者已发生了质的不同。”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不注意领会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就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2〕郑师渠在文章中强调， 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其内涵主要有三点：（1 ）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2 ）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就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个时代的主题。（3）应当有良好的学风。 近代史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倾向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严谨的学风。史学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并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3〕李文海认为，“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近代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阻碍和限制，所以“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4〕 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刘大年认为，“半殖民地指民族不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重点讲的对外一面；半封建指长期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但没有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重点讲的对内一面。它们互为表里，密切不可分，取消其中的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进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那既是否定经济基础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推动了中国开始朝着光明的前景行走。”〔5 〕汪敬虞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一文中，以中外经济关系为例，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虽有某些促进作用，但从总体来说其负面作用是主要的，否定这些负面作用，过分强调其促进作用就是殖民主义观点的表现。〔6 〕刘克祥在《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一文中认为，殖民地化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化，不能美化帝国主义侵略。〔7〕张海鹏认为， 反帝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之一，是近代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走进的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那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不可能做到福国利民。”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给我们设置的近代化，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争取来的近代化。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8〕 关于阶级分析方法和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认为：“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是否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会导致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以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的评价为例，认为前几年出现的贬低太平天国、抬高曾国藩的观点，其原因就在于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样，前几年出现的贬低、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也是由于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9 〕张海鹏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一文中认为，不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矛盾，就会导致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一切革命的否定。 针对阶级斗争史观，蒋大椿在《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一文中提出；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应当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今后应当把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革命和建设、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上升循环的发展过程。〔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