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赘漫野叟撰《庚申夷氛纪略》，是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津地区战事经过的一篇私家著述。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它辑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部丛刊于1978年正式出版，此篇“野史”首次刊行于世〔1〕。 它篇列该丛刊“第三部分·北京的失陷与英法联军的暴行（上）”的第2种，居第2册第5—27 页（以下凡引自此文，只括注第××页），全文约15000字。 据该丛刊所附“书目解题”（全文）：“本书记载北京被英法侵略军占据时的情况，对侵略者的抢掠行为及僧格林沁的畏葸态度有所揭露。唯书中论及林则徐的抗英事迹则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对穆彰阿之流又推崇备至，可见作者是属于投降派一流的。此书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仅题赘漫野叟所撰。原本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2〕 通阅《庚申夷氛纪略》（以下简称《纪略》）全文，写法是夹叙夹议。叙述1860年从大沽口至北京失陷的经过，穿插夹叙有1859年的大沽口之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浙东沿海之战等等。夹议中则有对“外夷”的陋俗淫风、英法侵略军的奸杀抢掠的鄙夷、愤懑和指斥，对林则徐、裕谦、僧格林沁，穆彰阿、伊里布、胜保等历史人物明显偏颇的抑扬褒贬。仅作为史料记载，对作者的“立场”和明显倾向性，本不必过多拘泥、指摘。而文中所述具体史事，确有一些可从当时的奏报谕旨中得到佐证，并且有不少相当“生动”的纪实性描述。据文中自述，作者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浙东沿海地区任“风尘末吏”，并曾“见危授命”（第17页）。1860年北京失陷时，他家居城中，并一再称“予亲目见之”（第17页）、“自予门前经过”（第18页）。全文之末，作者还署记撰于当年“十月”（第27页）。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出自亲见亲闻的深刻印象。 关于1860年京津地区之战的实况，清方的奏报多失之概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4、5册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7册。两书以下分别简称《丛刊》和《夷务》）。英法亲历者的忆述虽较详细，但从中看不出清方的具体布署和战斗过程（参阅《丛刊》第6册）。给人以亲见亲闻印象并且颇具纪实性的《纪略》，自然会引起史家的重视。 据所知，较早引用《纪略》的史学专著，有正式出版于《丛刊》之前的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稿》（上册，第184—192页）。其后，国内凡具体缕述此次战争经过的论著，多数都征引、依据此著。近年来，各种中国近代史专著、教材多不胜数，笔者难以遍阅，仅举几部以此《纪略》为据的较有影响的史著：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396—400页），1983年中华书局修订第三版《中国近代史》（第85页），1984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版《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一册（第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纲》（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全史》丛书之一《中国清代军事史》（第102页），以及1992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第1册第168页）。其中，凡述及僧格林沁在战争中的“畏葸态度”的具体史事，全都引自《纪略》，而别无它证。 80年代中期，由电影《火烧圆明园》引起的“僧格林沁热”中，曾有论者主要依据《纪略》而对僧格林沁痛加贬斥〔3〕， 但也有人对《纪略》所述僧的“畏敌如虎”持异议〔4〕。 还有一些史著，虽述及战事具体经过，却似乎对《纪略》“视而不见”，未予征引。如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第87—9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清代全史》第七卷（第102页）。 而茅海健的专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指挥人员刍论》（《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除了《丛刊》、《夷务》，还引用多种中外史料，却绝口不提赘漫野叟此著，明显给人以拒绝征引的印象。 是否征引也即是否信用赘漫野叟所撰《纪略》，直接体现为我国有关学界、学术成果中的歧见。它不仅关系到僧格林沁这个历史人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还关系到廓清有关战事的具体过程，关系到治史者是否将真实的历史讲述给读者。所以，有必要对这篇著述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举要予以认真辨析。 1.《纪略》叙述1859年大沽口之战，依序为：（1 ）“各夷船于五月内”齐至“大口”，“僧王拒不放入”；（2 ）美使“别由小口登岸，于六月二十八日入都”，受到款待，并引述“上谕”予以说明； （3）“英夷”坚持由“大口”登岸，导致激战，并引述了“僧王奏报”；（4）“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大沽闻变”，乘轿而逃，“观者如堵， 齐声大叫‘好好好！’……”。（第7页） 此处（1）、（2）、（3）所述，包括具体日期和上谕、 奏报的大体内容，均可从《丛刊》所录档案和《夷务》有关各件中得到佐证。但是，其一，（2）、（3）两事明显时序颠倒；其二，“大口”、“小口”显指大沽、北塘，作者未加明辨（后文第8页即又提到“大沽”）， 说明既得自传闻又不谙海口舆地；第三，（4）所述本为1858 年大沽失陷之事，显然将两年的史事混为一谈，似乎出自亲历者的“生动”描述，则犹显荒诞无稽。 2.1860年天津沿海之战及僧军撤往京郊的经过，《纪略》所述大体为：是年五月英法联军入寇，僧王只守海岸炮台而“不于陆路设防”（第5页）；炮台失陷后，僧王“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 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第5—6页）；其后，“越一日，窜蔡村，又越数日，再窜至张家湾”（第8页）。 僧格林沁率军坚守大沽未成后一直撤至京郊，确系史实。僧王虽未在北塘设防（奉旨留作外国使臣和平登陆的口岸），但是北塘、大沽后侧的新河、塘沽、新城等处均曾派兵驻防〔5〕；战事不利， 僧格林沁曾想“寄身命于炮台”，经咸丰帝一再严词谕令，他才率军撤出大沽〔6〕；不守天津而退防京郊，乃僧王一再申明天津地理形势不利战防， 并获旨准后的结果〔7〕。赘漫野叟未知其间的诸多事故， 加上其明显的贬抑倾向，笔下的僧格林沁自然是为了“自保身命”而一“窜”再“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