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清末新政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随之涌现出一些新热点或新领域，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作一概略介析。限于学识、资讯与篇幅，不当与不周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新成果、新观点 近年来，清末新政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初约7年时间， 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两百来篇，而此前从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仅约百篇出头。尤其是近年还出版了《清末新政史》（张连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清末宪政史》（韦庆远、高放、 刘文源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多部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更是前所未有。至于部分涉及清末新政内容的著述为数亦不少。 大批新成果的出现，扩大了清末新政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也使清末新政研究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传统观点和定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大量新观点纷涌而出。兹择要述之。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 长期以来，对清末新政的定性基本上是负面的，一言以蔽之曰：“反动运动”。这一观点目前仍不时可见，但近年也出现了更多的新认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清末新政的反动性质，转而给予较为正面和积极的评价。具体表述又各有不同，主要有四种意见： 1、认为清末新政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 季云飞等持此论。〔1〕 2、认为清末新政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持这种观点的有蒋华志、王建科等人。〔2〕 3、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近代化或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如王守中认为“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3〕。 郭世佑和曹立前、郭大松等人也有类似看法。〔4 〕虞和平则认为是中国近代化“正式启动阶段前夕的准备阶段”〔5〕。 而萧功秦称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6〕。近来， 持此论者颇众。 （二）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 过去对清末新政历史作用的认识同样以“反动”概之。不过，近年人们开始注意到清末新政既有消极作用，更有积极作用。目前对清末新政积极作用的讨论相对多一些，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共同认识： 1、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 阶级的力量； 2、政治上，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实施； 3、思想文化上，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7〕 此外，王守中还认为在外交上也“挽回了已失的部分利权”〔8 〕。张连起在其专著《清末新政史》一书中更是详细列举了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十大变化和积极效果。总之，清末新政“带来了新世纪的某些胚胎”，“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9〕 至于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张连起认为主要有如下表现：一是“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二是导致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三是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负担”；四是“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10〕 （三）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 由于以往对清末新政持基本否定态度，因此，清末新政一直未被赋予正面和重要的历史地位。随着对清末新政性质和历史作用的重新评估，人们开始为清末新政重新定位。如张连起认为清末新政“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按历史顺序应该排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辛亥革命之前”〔11〕。 对清末新政的重新定位更多地是通过对清末新政与其前后其它历史运动和重大事件的关系进行比较和重新评估体现出来的。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关系问题上，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实际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前者从“改革的决策领导、广度、深度以及结果来看”，都比洋务运动“提高了、深入了、发展了”。〔12〕对于清末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蒋华志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季云飞、王守中等人也指出了二者在性质、特征及内容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王守中还认为清末新政的成效“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13〕一些学者还将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者同时比较，认为清末新政无论在实绩、规模、影响和水平等各方面都远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上。〔14〕在清末新政与义和团运动关系问题上，郭大松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致使民族危难进一步加深”，“增强了实行新政的力量”，且“清除了实行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从而“为清末新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15〕廖一中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16〕至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更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详情将在下节论述。 （四）关于宪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