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 从附股到合办，从民间出面到官方出面，这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中外合办银行的两个历史转折。尽管这两个转折并不是严格地先后相承，但是它却带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这个规律性是由中国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规定的。 人所共知，外国银行之进入中国，是为了更直接、更方便地为其本国在华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金融周转服务的。可以这样说：贸易的扩张和投资的扩张，与中外合办银行之民间合办和官方合办，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贸易扩张向投资扩张的转移，与民间合办银行向官方合办银行转移，也基本上是并行的。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可以得到验证。我们在上面看到，由中国官方出面与外国合办银行的第一次尝试，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提出的米建威计划。而这家计划中的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周转美国对华政府贷款，亦即推进美国对华资本输出为核心。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米建威计划最后流产了，一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初期，才由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和中华汇业银行先后完成这一遗留的任务。 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现，离不开当时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也已提到。这里需要着重谈一谈中国的内部条件，因为它几乎是决定性的条件。 对于导致米建威计划流产的中国内部条件，熟悉中国政情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当时就作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说：中美合办银行是“米建威的手术加上李鸿章的怀胎。但是皇上没有批准这个婚姻，同时总理衙门和曾[纪泽]据说都在竭尽全力使其流产，或者对这个私生子一生下来就把他闷死，或者把他阉掉，使他成为废物”〔139 〕。在这里，皇上的批准是关键的关键。当然朝臣的力量也不可轻视。 这方面的反对者的确是“巨大而强有力”的。他们采取了最激烈的态度，使用了最激烈的语言。京中有81名御史联名上书，对李鸿章进行弹劾，指责他欺君枉法、丧心病狂。有一位名叫屠仁守的御史，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指责李鸿章“窃朝廷之大柄，坏经常之大法，外启各国之争心，内夺众商之生理，将使户部为虚设，国计为孤注”〔140〕。 而户部尚书阎敬铭也用了“极强烈的措辞”反对让与，“对宫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41〕。 和李鸿章相对立的翁同龢一派的重要人物，如黄伟芳、盛昱等，也争相“疏劾合肥”〔142〕。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害怕夺去了他们的收入”的总督〔143〕。和李鸿章唱对台戏的两广总督张之洞， 对李鸿章的如意算盘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原来正在这个当口，“这个广州的总督已经向皇帝请求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设立一个专铸银元的铸币厂”，“并用有理和有力的论据来支持他的请求”。把铸币权让与米建威的华美银行，不能不直接损害到这位广州总督的切身利益，因此“很难指望那些眼看他们的地盘要受到损害的地方当局会置身度外”〔144〕。 据说李鸿章曾经打算“修改让与权”，规定银行的铸币权“只限于铜币”，而且“只限于帝国的一个有限的地区”〔145〕。这个妥协也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疆臣的反对，“加强了反对外国的集团的地位”，李鸿章在内外反对声中只好接受皇帝的谕旨，让米建威的计划胎死腹中。 那么，为什么在19世纪80年代不能实现的计划，到了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却可通行无阻，成为一时风尚呢？这同样也离不开中国的内外条件的变化。 从中国的外部条件看，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全面进入了竞相输出资本、垄断资本市场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外合办银行所形成的局面，给帝国主义输出资本以极大的便利，提供了非合办银行所难以企望的优越地位〔14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西原借款的主角、日本寺内内阁藏相胜田主计有一段名言，很能说明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密切日中两国经济联系之手段，以奖励日中两国合办事业最为有效。盖合办事业比单纯借款，易于加深两国人士利害相关之观念，并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147〕胜田所说的合办事业优于单纯借款， 如果泛指一般合办事业，未必完全恰当，因为单纯借款的效益，也有合办事业所不能比拟之处。只有银行操办这种特定的合办事业，才可以说优于单纯借款。因为它兼有二者之长，既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合办事业本身的效益，又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借款的效益。 从扩大合办事业本身的效益看，外资独办银行前此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它们始终只立足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一时还不能进入广大内地。合办银行、特别是像中华懋业那样在中国主管部门注册的合办银行，则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内地。中华懋业银行的托马斯，就是要把外国银行势力扩大到内地的积极鼓吹者〔148〕。 而日本大隈内阁企图通过中日合办方式以兼并交通银行，也正是因为它看中了交通银行在全国内地设立的七十多处支行，指望利用这些现成机构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149〕。 从扩大借款所带来的效益看，最大的效益是合办银行通过借款掌握中国国库，干预中国的财政金融。这是前此外国银行未曾达到的境地。在银行章程中明确规定经理中国国库的首先是华俄道胜银行。而其始作俑者，则是由米建威计划孕育形成的华美银行，以后才为其他合办银行所承袭和发展。 中国的内部条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积极迎合了外部条件的变化。 19—20世纪之交的清王朝，尽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在它崩溃之前，仍能维持全国统一的局面。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种表面上的统一局面也不复存在，军阀政权犹如走马灯。中外合办银行成为军阀官僚营私的理想窟穴。如果说和华俄道胜银行打交道的李鸿章还只能偷偷摸摸地接受银行一点馈赠，搭上一点股份，那么到了中华汇业和中华懋业时期，段祺瑞、陆宗舆和张勋、钱能训之流，已经成为合办银行的重量级股东。他们只顾一己的私利，置国家利益于度外。在同中外合办银行打交道的官僚中，周学熙要算是比较关心中国实业的一位。他曾经以财政总长的身份同中法实业银行商谈利用银行的低利信贷发展中国实业，首先提出的发展对象是北京自来水公司、滦州煤矿公司和唐山洋灰公司。这是因为“此数项者皆与周氏有极大之关系”，以至法国代表认为，“既有意开发实业，而全国中之大实业未闻计及，而独与总长有关系之实业，则汲汲不遑，殊觉可怪”。然而，从外国银行的角度看，满足军阀官僚的一己私利，以换取对整个中国金融财政的索取，仍然是一笔低成本、高利润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