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先生在《戊戌变法书目题解》一书中认为，《屠光禄疏稿》“所论大抵皆反对效法西洋，反对变法维新。作者曾上书反对开办铁路，又曾代山西巡抚胡聘之拟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谓西洋格致之学，中国古亦有之，不必效法西洋”〔1〕。 据此人们便很容易将奏疏的作者归之于地主阶级顽固派之中。但笔者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的阅读和分析，认为翦伯赞先生对《屠光禄疏稿》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据此而把屠仁守看成是地主阶级顽固派更是十分错误的。让我们来全面考察一下屠仁守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如何，他到底能不能算一个顽固派呢？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据笔者考证其生于1832年， 卒于1903年〔2〕。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光绪年间转任御史。1889年因上疏言事，触忤懿旨，被革掉一切职务。后西游至太原，主讲于山西令德堂〔3〕。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巡抚毓贤与屠仁守政见不合，上奏折弹劾他袒护洋人，屠仁守无奈只得离开山西前往西安。此时正值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由北京撤往西安。在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再三推荐下，慈禧太后再次起用了他。“两宫西幸，召见行在，特旨以五品京堂用，旋补光禄寺少卿”。〔4〕慈禧太后回銮时，“留先生主讲关中”〔5〕，不久去世，时年71岁。 屠仁守曾居谏职六七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上了《奏陈自强之道不宜畏避迁延疏》、《奏请收回醇亲王会办成命疏》、《奏参重臣专擅疏》等几十道奏折，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御史。他奏疏中很大一部分是弹劾权贵，抨击弊政的。光绪甲申乙酉年间，慈禧太后临朝称制，宦竖日渐用事；醇亲王挟太上之尊，结党营私，与恭王兄弟争权夺利，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法帝国主义日益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清朝统治，屠仁守不畏权贵，不怕丢官罢职，敢于直言极谏，大胆抨击时弊，批评慈禧太后和光绪之父醇亲王，朝野为之震动，权贵为之侧目，而屠仁守也因此名噪一时，成为遐迩闻名的谏官。屠仁守在罢颐和园工一折中，能言世人所不敢言，确实很了不起。当时“海军初兴，亲贵出领事，群小趋附权门，报效者则予美官，众畏缩不敢出声”〔6〕。 屠仁守不干谒权贵，不趋炎附势，将个人的官爵利禄置之度外，独愤然冒死力谏，请求裁抑权贵，收回醇亲王会商枢务成命，确实难能可贵。缪荃孙说：“国家近数十年来以立言得名者，道咸之间曰曾文正公，曰倭文端公；同光之间曰浙闽总督边公宝泉，曰户部侍郎郭嵩焘，曰今大学士张公之洞，继其后者为吾友屠光禄仁守。”〔7 〕可见时人对他评价之高。 笔者认真阅读了《屠光禄疏稿》以及一些没有收入《屠光禄疏稿》中的奏折，认为其内容并非像翦先生所说“大抵皆反对效法西洋，反对变法维新”，奏折中并没有十分保守的言论，屠仁守的奏折涉及范围很广，多论及朝廷的重大问题。如他在《钱币疏》中请求改铸银钱以维持钱法，“绝虚耗”，“杜漏厄”〔8〕；在《请开清江浦铁路折》中， 他主张“宜用漕运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气，道近而费省，宜先筑清江浦铁路，即以折漕为之。去漕仓之官役，岁得千数万，可为筑路之费”〔9〕。他以言事获罪的那篇奏折， 不知何故没有收入《屠光禄疏稿》。1889年北京太和门失火，为此屠仁守上了《门灾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奏折中指出：“咎征”的出现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警示，因此请求“罢不急之工，以奉天戒”；准允臣下上书言事，“使下情可通”。奏折最后还指出：“法立久则弊生，令行久则奸起”，呼吁变通旧制，进行谋新〔10〕。慈禧太后见到这一奏折后大为恼怒，于是通过光绪帝下诏，革除屠仁守的职务，并且下令“永不叙用”。“由是言者颇有戒心，台谏不振者累年”〔11〕。从屠仁守的奏折中，我们看到，在国难深重、政治腐败、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屠仁守痛心疾首，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热情。他不断上疏言事，为扭转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处心积虑，绞尽脑汁，真可谓“以道自任，以天下自任，以尊主庇民自任”〔12〕。可惜的是，这一片赤诚之心，未能受到清政府的青睐，最终也未能挽救清政府的危亡，而他本人却以言事获罪，结束了他的御史生涯。缪荃孙曾说：“使早用其言，何至有甲午之败、戊戌之变、庚子之乱哉！”〔13〕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清政府如果能采纳屠仁守的建议，兴利除弊，甲午海战恐怕不会败得那么惨重，这一点则是确信无疑的。 翦先生指出，《屠光禄疏稿》的“作者曾上书反对开办铁路”。屠仁守是否顽固地反对修铁路呢？有必要进行分析。屠仁守确实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10月和11月分别上了《奏陈通州不宜开铁路疏》和《奏陈铁路宜慎始疏》两份奏折。从这两份奏折的标题上看，好像屠仁守对修铁路是持反对意见的，但从其内容上看。却不是一概反对修铁路的。屠仁守在奏折中指出：“铁路为自古所无，行于西国亦近在数十年，国争富强，人趋利便，其势渐及于中土，此其中有天运焉，有人事焉，岂可阻哉！”〔14〕“而察时势之变，审彼已之形，则铁路亦不容置而不讲”〔15〕。这两段话很明确地表明了屠对修铁路的态度。同时他指出：“即就铁路而论，非其人则不可开，非其地则不可开。”〔16〕“顾中国所以自强，在修道德、明政刑、正人心、厚风俗以为之本，固不专恃铁路。”〔17〕这一精辟的论述比洋务派官僚的主张考虑得更加深刻。屠仁守在奏折中也提出了反对修筑通州铁路的几条理由，尽管其中难免有保守的成份，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屠仁守在奏折中通过比较开办清江铁路和通州铁路的利弊得失，提出了“通铁路于清江以筹策万全则可；置铁路于通州以尝试一掷则不可”〔18〕的结论。由此可见，屠仁守本人毕竟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对于西洋的新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兼容并蓄的。对于开办铁路，屠仁守既反对封建保守官僚们那种“深拒之”的态度，同时也不赞成那种不顾国家的财力、物力，不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不权衡利弊得失的盲目作法，也就是主张采取较为稳妥、较为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因此，简单地认为屠仁守反对开办铁路的观点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