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19世纪末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著名代表。当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时，严复通过对中西社会重大差异的对比，向国人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道理。这种对比，阔人眼界，新人耳目，不仅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食粮，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也使严复本人成为近代中国风靡一时、影响重大的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关于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涉及许多方面，其中议论最多的，是政治制度问题。 西方强盛、中国贫弱的根源在哪里？在严复之前，近代其他进步思想家也是从探讨西方所以强盛发达、中国所以贫弱衰微的根源，来寻求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道路的。从林则徐译编《四洲志》、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到郑观应撰写《盛世危言》、谭嗣同著出《仁学》，以及着手编纂一些《汽机问答》、《格致汇编》、《万国公法》、《政法类典》、《泰西新史揽要》等自然科学或工艺技术和单纯的政法史地等西学译书，都由于缺乏深入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人们无法真正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因而不能适应和满足广大爱国者进一步寻找真理、学习西方的迫切要求。此时，则是由严复道出了西欧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他在1894年的《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 严复告诉人们，只看到西方人“善会计”、“擅机巧”，乃是只注重功利事务，并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西方国家的“汽机兵械”、船坚炮利，也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而“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严复主张，中国要摆脱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走上富强兴旺的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效法西方之制，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又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对那一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的先声。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做到“黜伪崇真”、“屈私为公”，而中国一直未能做到呢？严复还是从中西方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上去论述原因。他把人民是否享有平等自由权利视为西强中弱的本源，认为人民自由是国家自立的基础，上下平等是民族强盛的前提。他为此将中西自由民主状况进行比照，指出，在西方，“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2〕。而在中国，“夫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3〕。他概括道：“西方之君民， 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4 〕他进而对中国和西方人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比较： 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5〕 在严复看来，没有自由的人民就如同奴隶，这样的国家必定难以自强，“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6〕。他认为，在“黜伪崇真”、“屈私为公”上， 中西相比，“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7〕。严复由此阐发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方之所以富强， “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 认为仍是自由与否带来了中西文明的差异：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9〕 严复从人民是否有自由权，而不是从社会生产方式上去看待中西文明的差异，显然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曲解，但是他发前人之所未发，大胆地从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出发，去探索中弱西强的原因，倡导在中国实行人人自由平等的新型社会制度，有其深刻而独到的积极意义。 出于对民权政治的向往，严复特别关注中西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严重弊端在于“君有权而民无权”〔10〕，因而必须改变这种制度。他十分赞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待民之法：“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11〕而对中国社会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夺侵害，严复严加痛斥：“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2〕由此出发，他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毫不留情地猛烈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则多以赞美的语言介绍过来。他这样进行对比：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是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此专制之制所以百无一可者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