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是传统中国真正在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10年，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一种普遍的忧虑，焦灼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多数人也感到生活不安定，前途莫测。社会的各方面都已出现一个过渡期的征兆，从而也使科举制的改革问题凸现出来。 一 在科场方面，晚清出现的新情况——列强的侵略及战争赔款、大规模的内乱、不得不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如练新军）等等，都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已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状况。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了。 何刚德如此描述晚清入仕之途的拥挤：“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於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於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过去举人於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再说进士，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主事一途，光绪年间，也非二十年不能补缺。〔1〕 另一方面，士人本身质量也愈来愈成问题，士风日趋卑下。如陈独秀回忆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2〕试期士人常聚众闹事， 当时一般市民不太敢惹他们，地方官员也因害怕耽误考试大典而尽量求息事宁人，对士人此时言行不无姑息偏袒。又钟毓龙回忆说：“不知起于何时，第三场乱号竟已成定例，至壬寅科（1902年），二场就乱了，其原因大概是三场考策论，大多数士子未尝梦见，非求救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二场‘五经’亦不熟。壬寅科头场史论五题，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故二场即乱，官员强欲整顿，又虑激成事变。他参加的癸卯（1903年）科为最后一科，所见有三事：1.头场拆魁星。即头场末封门之前，就有考生上明远楼将塑像之头拆下，抛掷以为戏；2.二场捉枪手。去年已中式之费某被怨家召人从号中曳出，后提调审讯，故意指其是冒充费某，仅伽号示众，否则须正法；3.三场许多士子偷号灯，甚至有公然提灯出者。“魁星”本为应试士子最尊重敬畏之对象，此时却已成其中一些人手中揉捏玩弄之物，足见科举之神圣已去，此正如钟毓龙所言：‘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3〕 如此入口既堵塞，出路又狭窄，士人无行，量、质互累，科举在其最后一朝——光绪朝最后三十年的地位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如胡思敬谈到：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4〕 而光绪朝最后11位状元的遭遇远不如前亦是一证。“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5 〕科举末科状元刘春霖按惯例得魁后到各地“打秋风”，连在张之洞那里也受到相当冷遇，〔6〕后于40 年代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清末年轻士子，在新的风气影响及有见识的父兄乃至官员鼓励之下，许多人已改进新学堂，乃至出国留学而不愿再应科举，或者脚踏两只船。 以上描述展现了清末一幅科场衰落的画面，这是一个自身已经数百年流弊，又遭遇数十年西潮轮番冲击，内忧外患下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已入衰态的传统中国，而并非是处在其盛期或者常态中的传统中国。近人所耳闻目睹的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中国。它仍属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但以之概括全部传统社会的历史却显然不妥。〔7〕一百多年前，龚自珍于吴市偶得康熙三十年旧本制举之文， 忽然有感，神游于往，赋诗曰：“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8 〕康熙年间的中国之承平景象，确非道光年间的中国所能比，而道光年间的中国之尚能相安，也远非光绪年间的中国所能比，其后则更勿论矣。 二 以下我们将观察清代废除科举前四五十年间朝野的主要议论及科场改革，尤其注意那些与传统的批评及改革意见不同的新看法、新理由。晚清文字言语之禁已弛，士人多已敢放言，有一“夙有狂名”的举人饶廷襄说科举一途是明太祖有意禁锢败坏天下英雄才人之举，冯桂芬则认为验诸史实，此非正论，但嘉道以降，时文取士之功效确已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乃至等于探筹，所以，“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他认为，考试取士不过是区别人之聪明智巧高下而已，试诗赋，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诗赋，试经义，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经义，故所试异而所得仍同，但如果所试之事太易，则难辨聪明智巧之高下。所以，考试内容要有一定难度，这样，中材以下的人可知难而退，中材以上的人可奋勉而进。而所谓难者，不外乎经解、古学、策问，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且先汉学而后宋学，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考分校，搜检加严。〔9〕 总之，是提高难度，此基本上还是欲以传统方式减轻人累，而其“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基本上仍不出传统范围，但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篇，却显然是对西潮涌入的吸纳回应，虽然所重还在科学器用，目的在“以夷制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