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原因在于,“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正如侯外庐所说的,章氏对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均有详细的论述,不难从中整理出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1〕。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 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其实,作为一代名篇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2〕 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没有章、梁“从头说起”的魄力,自是深感惭愧;退而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选择清末民初30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 一、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 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3〕, 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所谓“典范”或曰“范式”(Paradigm)的建立,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可对于史家来说,最为关注的,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新范式即将浮现的“关键时刻”〔4〕。依余先生之见, “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恰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5〕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 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倘若辅以王国维、梁启超的思路,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 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此说常被论者引述,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其实,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道咸以降之学”,因“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王国维也是“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乃章、梁、沈、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便是: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6〕 并非只是“旧学邃密”,更难得的是其“新知深沉”,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实在不可低估。沈、王诸君,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走出“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的“道咸以降之学”,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 可与王说相发明的,不妨举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旧与创新、即导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接引西方学术、回归经世之学,实际上将其视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开来”,而不是“继往”。正如梁氏所称,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在于“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7〕。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 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足证其绝非只是“清学的殿军”。 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仍能找到不少喜欢“从晚清说起”的知音。 认准“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的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康有为专列一章。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对康氏反而着墨甚少,因其认定“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的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8〕。这一思路, 在其此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所体现,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其贡献在于“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9〕。如此立说,表面上相当谦恭, 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