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90年代，面对国土日丧、主权日削的严酷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作了进一步探讨，要求用西方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由此造就了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就是其中最为激进者之一。他的全部政治观点和主张，主要体现在《新政真诠》文集中。本文以收入《新政真诠》中之《劝学篇书后》为研究对象，拟就其中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批判进行探析，以窥其思想之精髓。 一 何启（1859—1914），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广东南海人。何启曾赴英留学，从政香港，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 在19 世纪80年代，形成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早期维新思想。90年代末，其维新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堪与康、梁媲美。自1887年起，先后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著有《新政始基》、《新政议论》、《康说书后》、《曾论书后》、《劝学篇书后》、《新政通变》等文，后由其同学胡礼垣译为中文，编辑成《新政真诠》，1901年出版。《劝学篇书后》是何启晚期著作，撰写于1899年戊戌政变后，是针对张之洞1898年5月发表、6月“广为刊布”的《劝学篇》而作。 《劝学篇书后》向人们揭示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张之洞所作的《劝学篇》。 张之洞（1837—1909）是甲午战后洋务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希望中国自强是张之洞一生的追求，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共同目标。但在如何使中国走上自强道路的问题上，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回答迥然不同。维新派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首先反对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其次，反对阻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办政策；第三，为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要求政治改革，倡导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而洋务派则在这三个问题上恰恰相反。他们主张：第一，坚持和局，坚持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换取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第二，坚持官办政策，把新式工商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三，主张君权反对民权，主张君主制反对民权政治——君主立宪制〔1〕。 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洋务派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作。他希望在维护“纲常名教”的旗帜下，有选择地采用西学，在不激怒守旧势力、不改变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仿效西艺、西政，逐步推行新政，实现中国富强。在维新与守旧的冲突日益尖锐的形势下，鉴于“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年来又“邪说遂张”，所以张之洞于1898年3月著《劝学篇》内外两篇以辟之。 他这里所说的“邪说”，主要指康有为所宣扬的“孔子改制”和“民权”学说。《劝学篇》攻击变法维新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颂扬清王朝“深仁厚泽”，并竭力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和宗法制度，充分表明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与康、梁的变法宗旨各不相同。《劝学篇》的核心是“中体西用”，而“中体西用”已经成为清末统治阶级“自救”的主体思想，所以《劝学篇》一发表，立即得到清廷的重视，光绪皇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直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2〕 。《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了200万册，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颁布的《明定国是》诏，其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本，而“博采西学”为用，与《劝学篇》如出一辙；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内容，没有超出张之洞《劝学篇》所主张的范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一方面启用康、梁，另一方面却赞赏《劝学篇》，这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日趋明显，面对国穷民贫、内外交困的局面，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不能不对中国的命运与何去何从进行新的思考，作出新的选择，为了自救，他决定效法日本实行变法。但他的变法思想一开始就打上了洋务思想——“中体西用”的烙印，在他所颁布的圣谕中，往往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宗旨，反映了他作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和终极选择。 《劝学篇》不仅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也有它的市场。《申报》评论该书是“今日所不可无之书”。编《翼教丛编》底毁康、梁的苏舆称：“劝学数篇，挽澜作柱。”帝国主义国家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在1890年纽约英文版上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这一切表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封建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共同维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并不希望在中国实行任何政治改革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必然为国内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欢迎。事实上，洋务思想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直得到重视、保存和发展，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把洋务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从戊戌维新到“新政”立宪，清政府所推行的国策，都是从《劝学篇》中摹拟而来，因此《劝学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必为近代统治阶级所推崇。 《劝学篇》的出笼，激起了维新派的愤怒，但康、梁在当时及以后从未对其加以批驳。笔者认为，一是《劝学篇》与康、梁变法宗旨虽有不同，但变法内容基本一致；二是有碍于光绪皇帝对《劝学篇》的大力推崇，政治上的妥协导致了思想上的妥协。在当时众多维新思想家中，系统、尖锐地批判《劝学篇》的，只有何启一人。他虽身居香港，但对维新却十分关注，能言当时人们所不敢言。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者，莫若《劝学篇》、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3〕他向人们揭示出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新变法不彻底和阻碍新政推行的罪魁祸首，在于《劝学篇》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及其变法原则。这也是何启作《劝学篇书后》的原因所在，“此篇之所以愈不能不作也……予不得已也”〔4〕。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对《劝学篇》阻碍新政推行及其卫道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认为《劝学篇》“内外各论见解谬妄”，内篇言学言政“欲误尽天下而后已”，外篇只言学其外，不言学其内，“俱是外本内末之言”，“颠倒错乱”。他指出，综《劝学篇》诸篇而观，“俱是罪人之言”，“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他揭露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的罪恶行为。“原可置之不议，然而不得不辩，且不得不详辩。”〔5 〕这里何启对《劝学篇》进行了彻底否定，同时对张之洞作为洋务官员的人格作了无情的揭露。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对纲常名教进行了质疑和抨击；对“中体西用”及其变法原则作了深刻的批判。倡导民权、颂扬议会制，指出只有实现民权政治，才是中国抵御外侮、走向富强的唯一希望。在8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还很少用鲜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到90年代末期，何启在《劝学篇书后》中则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表达得十分透彻，十分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