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般认为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以“反对议院与民权”的姿态成为维新派的对立面。对这一“定论”，笔者认为尚可商讨。 一、“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19世纪后期兴起的洋务运动主要限于采纳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新式工业，未能在政制近代化方面取得进展，甚至连翻译介绍西方政制的书籍也寥寥无几。时人指出：“中国通专门高等西文者寡，故译书少而劣，而译于兵戎略于政制。”〔1〕梁启超1897 年上张之洞书亦称：“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 〕在封疆大吏中，仅有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遗折中明确提出仿效西洋议院政制的主张。但史学界似乎尚未注意到这一事实：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同样较早地认识到了西洋政制的优越性。张在山西巡抚任上创办洋务局时，于1884年4月拟定的《延访洋务人才启》中即指明， “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世用所资，至广且急”〔3〕。 张之洞倡习西洋“政令”、“公法”、“律例”等涉及政制的“洋务”，并以此为“根柢”，足见其对“西政”重视的程度。在甲午战败之际，张之洞更是明确提出了“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 “十倍精于”军事技术的见解〔4〕。可见在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张之洞虽然未像张树声那样明确提出效法西洋议院政制，但对西洋政制优越于中国政制之处仍有相当认知。 维新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在代表作《劝学篇》中又提出了政制改革的主张。他说：“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5〕，“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6〕可知他不仅认识到仿效“西政”、 进行政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从较深层次上看到了政制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至于他主张的变法内容，便有兴学校、变科举、改学制、派游学、译西书、办报刊、变法制、兴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等举措。同时，不难看出，在戊戌时期，张之洞主张仿效的“西政”内容，与《延访洋务人才启》提出的“洋务”内容比较，实有一脉相承之处。 张之洞的政制改革模式，可以说是“中教”为体，“西政”为用。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7〕一句话， 就是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不变的架构下，除了“西艺”外，还采纳财经、军制、教育、法制等等“西政”。张氏视纲常名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即“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8〕他希望以此为“体”来采纳“西政”， 即所谓的“政教相维”，但这种“嫁接”难免会出现“橘化为枳”的结果。他之所以有此认知，与其“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9〕的清流本色不无关系，也不能忽视日本明治政制及其成功经验对他的影响〔10〕。 值得指出的是，视纲常名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在当时的士人（包括维新人士）中，也是较普遍的认识。戊戌以前，“早期改良派”大多主张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来采纳西艺、西政。有学者已经指出，“他们在鼓吹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11〕。戊戌时期，不少士人亦持这一认识。如戊戌闰三月，因入侵山东的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县孔庙，康、梁等人发起了第二次公车上书， 由梁启超、 孟麦华领衔有831名广东举人签名的上书宣称：“夫君臣之义，父子之纲， 孔子所立，若大教既亡，纲常纽绝，则教既亡而国亦从之”，强调“令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12〕。在张氏及当时的士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则是纲常名教，坚持纲常名教则意味着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概可以说，这是在面临“西教”对华渗透的严重情势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13〕。 萧公权指出，张之洞是借西学来保存中学（儒学），而康有为则予儒学以非传统的解释，但“康氏与张氏一样坚信尊孔与保教必须与富强维新齐头并进。康有为作为儒家的护卫者可说是与张之洞一样‘保守’。”此论不无见地。唯萧先生认为张氏“借自西学的不过是技器”，而康氏“除西方的科技外更建议变法”〔14〕，则不确矣。张氏借自西学的除“技器”外，更有“西政”，且“西政”尤急于“西艺”，其重心实在采纳“西政”。 百日维新之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其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本，而“博采西学”之用，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路数是一致的。百日维新颁行的新政：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政治方面允许臣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闲衙；军事方面编练新式陆海军，采取西洋兵制；文教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等等。这些举措既属于康有为所赞同的变法内容，也没有超出张之洞所说的“西艺”、“西政”范围。在变法的这一层面上，张氏与康氏实无多大分歧。 二、开议院“今非其时也” 在设议院、兴民权的问题上，张之洞是否与康、梁等“维新派”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呢？我们先讨论有关“议院”的问题。 论者多将赞许西洋立宪政治、主张设立议院的言论作为判断维新派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本身便存在问题〔15〕。甲午战前，以赞许的态度介绍欧美、日本等国政制的有识之士，即包括一般论著所说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等）、“早期改良派”（王韬、薛福成、宋育仁、郑观应等）、出使官员（斌椿、张德彝、郭嵩焘、徐建寅、崔国因、曾纪泽、黄遵宪等）以及“洋务派”（张树声），其中不乏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者。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开设议院者更是大有人在。如候选郎中陈时政上书主张“上下议院宜亟开设也。泰西议院为立国最良之规模，实有国不易之宏纲”。翰林院撰修骆成骧也上折建言：“窃见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其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今议院未能骤开，则公举执政之法，不可不先务也。”〔16〕出生官宦世家的孙宝瑄在日记中也写下主张“开议院”的言论：“法非不可变，未造变法之机器耳。变法之机器奈何？曰：开民智，兴民学，扶民权。民智奚开？曰：设报馆。民学奚兴？曰：立学校。民权奚扶？曰：开议院。”〔17〕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898年3月3日）《时务报》第53册发表赵而霖《开议院论》呼吁：“若不急开议院，则上下之情不通，即门户之见不化，又安望有富强之一日耶？”杨锐也曾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18〕可见，“开议院”已经成为当时之流行语，算不上什么惊人之论，时人所争论的不过是采取何种形式、何种步骤来实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