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由于经商贸易或政治上的原因寓居海外，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但人数甚少。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朝帝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大批中国人作为“契约华工”（indentured labour ）被劫掠到世界各地，充当苦力（coolie），于是逐渐形成了“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局面。为了谋求生存发展，海外华侨很早就意识到开办学校教育子弟的重要性，如雍正七年（1729年）荷印首府巴拉维亚的明城书院，是目前见诸史料最早的由华侨创办的学校。近代以降，华侨教育兴起、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华侨自发办学时期，主要是设立蒙馆、学塾等旧式教育机构，教授华侨上层子弟；本世纪初至1940年，是自觉地创设新式华侨学校的时期，华侨教育渐趋普及；1941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则为华侨教育开始向华人教育转化的时期。 一 清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将海外华侨视为背弃祖先和故土的“叛逆”和“莠民”，实施极其严厉的“迁海令”，严禁人们出海谋生。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听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地区掠夺劳动力〔1〕， 再也无力施行其禁止出海的政策；然而，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广大华侨的命运却置若罔闻。 直至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才开始改变对华侨鄙弃与敌视的态度，承认华侨的合法地位，并派出使大臣保护华侨。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国公使，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1878年，清政府的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此后，在日、美、俄、德等国也相继建立中国使领馆。1893年，清廷还下谕准许华侨归国，并宣布要保护归国的华侨。在清政府改变侨务政策，免去华侨后顾之忧的同时，华侨人数也在持续增长。据估计，1879年世界华侨人数为300 万， 1899 年为400万，1903年达到730万。〔2〕在这种情况下， 近代华侨教育开始自发地兴办起来。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半岛、菲律宾、安南、暹罗、朝鲜、檀香山、旧金山等地的华侨先后设立了蒙馆、学塾、义学、书院等教育机构。 这些由少数富裕侨商发起创办的教育机构，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教育程度和受教育的人数也受很大限制。教师大都是在国内科举考试中不得志而外出谋生的士子。教学方式与方法沿袭中国封建教育的传统，以个别教学和记诵为主，并辅以体罚。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和严格的学制，教学内容仍以传统教材为主，初级阶段学习“三、百、千”等儿童启蒙读物，以后是四书、五经及珠算、书法、尺牍等。这种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侨民子女识字知数和懂得祖国的礼节习俗，因此，这种在侨民中自发产生的教育机构还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式学堂。 进入20世纪，华侨教育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与国内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热潮相呼应，海外华侨中出现了第一次办学高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1901年至1911年的短短十年间，马来西亚建成的侨校就有10余所，而荷属东印度各地创设的中华学堂则发展到65所。〔3〕此外，北美的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先后兴建了大清侨民学堂；菲律宾、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国也出现了一批以“中华”二字冠名的新式学堂。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时的华侨学堂是在各地华侨会馆的主持下创办的，是一种有组织的自觉兴学行为的结果。在教学内容上，虽然也注重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尊孔思想，如巴城会馆董事会就曾规定，孔子诞辰日学堂放假一天；校门内悬有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挂像，学生们上课和放学都须向孔子像行鞠躬礼，以示敬仰。但是，这些学堂更注重启发学生的民族观念、爱国思想以及培养训练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各地中华学堂开设的国文、经济、历史、地理、修身、体操等科目，超出了学塾的教学范围。 第一次海外华侨兴学高潮的形成，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志士逃亡海外，极力提倡华侨开办学堂。1903年9月，康有为应巴城中华会馆的邀请， 到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在鼓吹保皇的同时，号召华侨爱国、兴学。他指出：“为中国人，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子民。……现在各会馆间有兴办学堂，但其数不多，尤须陆续增加。文字之声音应用国音，日常言谈应用国语。”〔4 〕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华侨办学的积极性。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在华侨资助下，1899年在东京设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吸引了一大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到该校学习。其中不仅有华侨子弟，而且，国内被解散的湖南时务学堂的11名学生，也慕名前往。 （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宣传革命，鼓励兴学育才。避居海外的革命同志也积极从事文教工作，以开设华侨学校、组织阅书报社作为活动据点，在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 （三）清政府针对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在华侨中的活动，也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对华侨教育极为关注。1898年清政府就责成驻外使领馆在海外华侨中劝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粤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到南洋召集各埠代表及玛腰、甲必丹在万隆开学务会议，〔5 〕奉朝旨敦促兴学，并准“远离宗邦、声教莫及”的华侨子弟与内地一律出身。此后，清廷陆续派林文庆、钱恂、董鸿祎、陈华等人去南洋，或协助成立学务总会、或调查华侨教育情形、或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就连为修建漳厦铁路而到南洋招股的闽绅陈宝琛也奉命顺便到各处劝学〔6〕。除了南洋之外，1907 年初学部还派出内阁侍读梁庆桂到北美筹办侨民兴学事宜，以便使华侨“扩其知识，生计自裕，增强竞争力”，“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进而达到“维系人心，潜消隐患”，防止楚材晋用的目的〔7〕。 清政府一面不断地派员到海外各地劝导华侨办学，一面又创办暨南学堂，吸引华侨子弟回国升学。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出于“维侨情而弭隐患”〔8〕的考虑， 奏准设立暨南学堂于南京鼓楼薛家巷，招收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子弟，以宏教泽而系侨情。〔9 〕上述措施对于华侨教育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