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农民起义史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倘若始终如一地站在起义领导者的正义立场来评判历史，分辨是非，是否就能确保站在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否就能得出颇有说服力的科学结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正确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关键所在。 一 不少论著在总结太平天国起义军最终前功尽弃的主要原因时，既充分注意到了洪杨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所造成的致命伤，也如实地指出洪杨一班人早在杀出广西之前就迫不及待寻求享乐、在定鼎南京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个中信息无异于表明：小农出身的旧式农民起义领导者只能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选择区间和创造区间中有所作为。既然旧式农民起义领导者在起义成功或相对成功之后，便由昔日的贫苦农民或别的社会底层摇身一变而成了同自己的起义对象并无本质差别的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由被压迫者变成新的压迫者，由自己所属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变成了自己所新属的压迫阶级的代表，那么，只有用辩证法的动态眼光来看待这种合乎历史逻辑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审视这种变化的阶级实质，分别研究各变化阶段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保证史学工作者始终站在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立场来主持历史的公正裁判，才有可能始终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倘若一成不变地站在农民起义领导者的立场来判断历史，就会不知不觉地随着这些农民起义领导者的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发生阶级立场的移位，不知不觉地被起义领导者的阶级地位的变化牵着鼻子走，动机与效果的背离也就开始了。 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集团都是动态中的社会集团，“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线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2 〕如果史学工作者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所得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对于旧式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不可能创造“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不可能为着这个进步而重新设计有助于“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的政治方案和经济方案，但他们的造反功业能使原有的阶级对比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能或迟或早地制定一系列反映自己今非昔比的“阶级面貌”和政治利益的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成者为王”之后，他们自身的政治要求不外乎重建专制王朝秩序，享受人间富贵，充其量还能像刘邦或朱元璋那样尽快医治战乱创伤，尽快恢复广大农民的家园和生产生活秩序。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起义追随者或胁从者仍然是社会底层的基本成分，他们所获得的最佳回报除了朝政开明和轻徭薄赋外，就所剩无几了。广大劳苦农民并不指望新的主宰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旧式农民起义也不可能给他们给历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在研究近代农民起义领导者洪杨集团与太平天国的实际操作过程，评价其历史作用时，不应当机械地站在洪秀全一班人的政治立场来说话，不应当采取尽量挖掘甚至夸大其正面效应，尽量为其负面效应辩护或轻描淡写的态度，而应当始终站在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立场，运用历史辩证法来冷静分析和区别对待之。〔3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的正义性，又要充分注意洪杨集团攻占南京之后以军功贵族和劣质主宰身分日益疏远自己曾经置身其中的下层劳苦大众这一客观事实。既要估计到洪杨起义军之于清朝的致命打击有助于晚清“洋务运动”之发生，有助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瓦解等方面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正视洪家王朝与清军双方借助于历时10余年的战争拼杀与搜括富庶江南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关于太平天国之于近代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是一个“进步作用”或“倒退作用”之类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或十分省事的“功过分成”之类结论所能说明的。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性，舍具体分析无他法。否则，历史就毫无复杂性可言了。 在近年来出现的曾国藩研究热中，如何冷静地看待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曾氏倡导“洋务运动”等其他事功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在困扰不少研究者。新近的有关学术讨论与研究状况表明，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学术争论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第一，有的研究者为了充分肯定曾国藩之于开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先河的洋务运动的某些历史作用，试图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历史作用；有的则强调清皇朝已经腐败透顶，只能彻底推翻。而曾氏率领湘军人马助纣为虐，维护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把太平天国将士残酷镇压下去，这就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是为研究和评价曾国藩一生事功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点上不容含糊。 第二，受上述争论的制约，在关于曾国藩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所谓盖棺定论上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争论者都想说服对方，又都说服不了对方。 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4〕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广大农民往往是在自身的生存都已受到威胁时才铤而走险的，洪秀全一班人振臂高呼之后的四方景从完全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被压迫者的造反权利是历史所赋予的，不是哪个后世研究者所能任意赐给或取消的，史学工作者没有理由淡视甚至怀疑洪秀全等人擎旗金田的历史正当性和必要性。至于农民起义者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或者洪秀全一班人能否在王袍加身之后履行自己的宗教诺言，尽可能为广大劳苦大众带来甜头，那是另一回事。曾经去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也提到：“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为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至于这场起义的历史作用，也许它并不直接体现在同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联系上，而是体现在同“洋务运动”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发生的历史联系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因为，如果不是洪杨起义军横扫东南半壁江山的雄姿彻底揭露了清朝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师的腐朽和无能，打乱了原有的中央集权制与民族歧视的统治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曾国藩和他身后一批汉人督抚的迅速崛起，因而也谈不上“师夷之长技”方案的尽快到位。如果不是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带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异军突起，欲期力排众议“师夷智”，其阻力必将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