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文书人员初探

      文书人员是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但是太平天国信息的制作者和加工者，而且是太平天国信息的传递者，对于太平天国各类信息的上传下达和平级交流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太平天国的文书人员对于进一步理解其胜败存亡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来源

      太平天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支文书人员队伍，如按其官制和军政编制推算，文书人员队伍的规模尚称可观，几近8万人，它说明了太平天国对文书人员的大量需求。实际上，太平天国的文书人员是相当缺乏的，这可从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来源问题得到印证。

      在初期，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匮乏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并无所谓的专职文书人员，一些重要的领导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做过文书工作，特别是南王冯云山为太平天国军政教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做了大量的文书工作，据载：“冯云山，……稍读书，……造伪书惑众，……倡乱以来用兵诡谲，几于不测，所有伪谕悉出主裁。”〔1 〕又有史料载：“冯云山，年三十余岁，颇通文义，幼年曾入县学，假造妖书，有散劫真言、归元宝诰等名目，又创为天律十六条款、太平制诏军书，各处传习，晨夕跪诵，……”〔2〕有时天王洪秀全还和南王一起从事文书工作， 反映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太平天日》在提及洪秀全返回紫荆山根据地的情况时，记载道：“主（指洪秀全）命觐王黄维正（即王为正）转回桂县。主每天同南王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幸得曾云正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明也。主居月余，主与南王冯云山、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3〕北王韦昌辉也曾从事过文书工作， 《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曾对天兄说：“天兄，小弟既写成本章，欲差人到平山，奏知二兄（指洪秀全）。”〔4〕

      由于文书人员的缺乏，初期太平天国领导人在亲自从事文书工作的同时，很重视吸收和培养广西乡村小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文书人员，这些人以黄玉崑、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黄再兴、罗秘芬、何震川、刘承芳、黄启芳、李寿晖、李寿春、侯谦芳、赖汉英、陈宗扬、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人为代表。其中曾水源、曾钊扬、黄再兴等人自始就被吸收进去从事文书工作，据史料载：“庚戌年（即1850年）冯云山在胡以晃村内，传天帝教，写字无人，邀水源入伙。”〔5 〕“庚戌年冯云山等传天帝教惑众，钊扬走从之，得司笔札，为糊口计。及洪贼等倡乱，其一切伪文檄，皆钊扬与之合计。”〔6 〕黄再兴也是因为1851年2月“洪贼知其能写字，令人诏书衙编纂伪诏书”的〔7〕。黄启芳则是在金田起义时被“韦贼挟以入伙”的〔8〕，而曾云正、 曾玉景和曾观澜也是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与天王、南王等领导人一起从事文书工作的。总体说来，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较高者如曾水源和曾钊扬是童蒙师，“颇知文义”或“颇通文墨”，何震川则为广西诸生，“颇有笔气”，还有赖汉英“颇通文墨，兼知医理。”余者如卢贤拔、黄再兴、罗秘芳、黄启芳、李寿晖、李寿春等都是“粗通文墨”。但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准备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文书人员队伍的骨干力量，诸王府的重要文书官职大多由他们担任，如卢贤拔曾任东殿簿书（东王、北王和翼王都曾设有簿书的文书官职，后设尚书，始废簿书）、春官丞相等职；曾水源曾任东殿簿书、天官正丞相等职；曾钊扬曾任右史、东殿右丞相、天官又副丞相等职；黄再兴曾任左史、地官副丞相等职；刘承芳曾任翼殿簿书等职；黄启芳曾任北殿簿书、右二殿簿书、北殿吏部尚书等职；李寿晖曾任正典镌刻、东殿簿书、吏部一尚书等职；侯谦芳曾任天朝总宣诏书、东殿吏部二尚书等职；赖汉英曾任夏官副丞相、东殿尚书等职；陈宗扬曾任秋官又正丞相、东殿丞相等职。〔9 〕这些广西乡村小知识分子使得太平天国有了初步的专职文书人员。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太平天国对文书人员的需求愈益增加，愈益感到文书人员的缺乏。因此，在从广西到南京的一路战斗中以及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一直注意着文书人员的发展工作，非常重视培养和壮大文书人员队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把招收文书人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招收文书人员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举行科举考试。科举题名者有一部分人从事文书工作，如湖北人傅少阶和胡仁魁就是在通过科举考试后充当殿前诏书的，〔10〕而太平天国著名的女状元金陵人傅善祥还掌握了东王府的文书批判权。

      第二种是发布求贤榜，是谓太平天国的招贤制度。关于太平天国的招贤制度，有记载说：“贼于科举外，又有招贤之制。窃据郡县，暨剧盗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招贤’而悬示于榜。”张贴招贤榜意在招徕包括充当文书人员在内的各种人才。实际上就有大量的小知识分子响应了太平天国的召唤而加入到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队伍中来，《贼情汇纂》反映这一情况时载：“然所至之地，惟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狷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赴其招为一时衣食计，既至江宁，皆使入诏书衙，任以佣书之役，……”〔11〕

      第三种是从黎民百姓中发掘文书人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黎民百姓中读书识字者加入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有记载说：“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诗及对，又试以伪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书使，亦不打仗。”〔12〕

      第四种是直接从俘虏中发掘文书人员，这是一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方法。太平军每当抓获俘虏，都一一询问他们有何特长，操何职业，能否读书，是否识字。一旦发现俘虏中有读书识字之人即招为文书人员，礼遇优加。如有记载说：“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生，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兵册、家册等事……”〔13〕有很多具体生动的例子反映了太平天国在各地从俘虏中发掘文书人员的情况，兹不详举。

      由于太平天国重视发展文书人员队伍，千方百计地发掘文书人员，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出现了大量的非广西籍的文书人员，他们成为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的主体力量。但总体来说，太平天国一直没有招够足敷使用的文书人员，这种情况直到后期仍然存在着。为此，太平天国还有一些补救措施：一是雇用一些不愿归顺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代办文书，如叶吟舟就是这种情况，他为太平天国从事文书工作，但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官职，只是领取代办文书的薪水银。有记载说：“叶吟舟者，苏州人，足微跛，本在县署就幕，素熟公事。自咸丰十年五月起至同治二年九月止，凡王永义申嘉兴贼文书及一切军务禀报，及与各处贼营伪官文移往来，悉出吟舟之手，做就后即送至王永义家阅看，钤用伪印，然后发递。吟舟居住九埭头王氏庄屋内，系王永义聘请幕友办理贼中文报，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始终未授伪职。”〔14〕二是太平军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调剂，如有资料载：（太平天国肖天侯曹茂盛）“举酒谓何（何亦为太平军中一将领）曰：‘成败不足论，人少难以集事，君现有两文案，盍以其李归我，当以牌尾数人相易。’……何颔之，时予（指该资料作者）兄弟在座，相视不敢言。席散后，何从容言曹处情形，并言其旧文案某姓，曾保举文军政司，现随营江皖未归，命予往曹处代司文案。予兄弟再三辞，何不许，曰：‘我与曹同盟兄弟，曹处即我处也，何惮焉？’翌晨，何亲导予往，出门迤东行半里许，曰谢衙前，巷内第宅颇广，值曹早餐，即命举酒，酒数巡，何叮咛别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