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梁启超致康有为的未刊密函一通,从此函中反映出,1911起武昌起义后,康有为曾企图发动一场政变,旨在联络满蒙亲贵,搞掉袁世凯,控制中央政权。梁启超不赞成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函中不仅对康的政变计划提出种种质疑,并对康的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这一切显示出,此时康梁的思想已有了重大的分歧。此后则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一 梁启超的一份重要密函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梁启超致康有为未刊函件多通,其中有一通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计划,值得认真加以释读。

      函云:

      今日第一义在先决吾党行止。弟子于北行之事总有不能释然者。前此有所希于公路,今彼乃如此,亦幸而未与共事耳!今日所希者,恐亦犹是。盖总不免求之在人,恐断未有能行吾志者。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而弟子犹有深念者数事:

      一、满人果可与共事否?

      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此辈素以排汉为事,恐未必能

      推心于我。

      一、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

      如此必明与民族主义为敌,代人受矢,以后舆望尽失。

      一、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

      恐不能。彼有兵而我无之,临时联络,基础甚薄,不为人所惮

      ,且彼今方拟引赵尔巽、陈夔龙辈,此辈又岂可共事者。

      一、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

      先往自倒之,则可得实权,以后一切措施皆易,然漫然张空拳

      以当南北极强之敌,恐无此办法。若待彼倒后乃往,其可虑者

      有二:(一)袁倒后旬日间都中人无所恃,恐秩序全破,已为

      莠民所乘,不复可收拾。(二)若彼中有人能维持秩序,则其

      人必甚才,即有才人,则舆望归之,而彼之相需于吾辈者必不

      甚殷。我之归否,彼不甚以为重,即归亦寄彼篱下耳。而以后

      一切为彼分过,是否值得?质言之,则袁去后若能维持秩序,

      则其人必非赵、陈辈而铁、弼辈也。我寄铁、弼辈篱下是否得

      策?将来是否能有所转圜,以收暂时已失之人心,最当熟计。

      舍此则惟有即日起行亲往倒袁耳,然似太险。

      一、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

      现在海内同志无一人不以沉幾观变相勉,我若骤出,恐

      最亲信之人亦且量而后进。他勿论,即孺博、佛苏、觉顿,亦

      恐不肯相助。佛苏忽来一电沮北行,又昨有一电,亦言切勿往

      。窃计此皆都中同志,颇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团体有敦迫消息,

      恐吾辈贸贸然应之,故皇急相沮也。蓝志先亦有□(电)来,

      言都中盛传吾二人已至,且有登报问住址者,彼拟登报代辨云

      云。党中不欲吾辈轻出,几成舆论。若排众议而往,必尽失党

      人之心,以后谁与共大事者?

      一、北军究竟能战与否,实属疑问。

      饷项如何,已属极可忧。就令稍可支,而北中各处蠢动,防不

      胜防,兵力分疲于守御进攻,虑非可恃。

      函中,梁启超对康有为拒绝承认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函云:

      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吾师论事论学,凡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论理学所为隐匿证据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偶因兹事,更申昨函所言。至此事果为冢骨造论与否,原可备一说,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凡论一切,皆谨于此耳!

      末署两浑。

      本函未署年月。函中言,“汉阳复后”,按,冯国璋攻占汉阳,时在1911年11月7日。此函必作于其后。函中又言:“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按良弼于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 两天后死去,此函必作于良弼被炸的死讯公布之前。函中所称“公路”、“冢中枯骨”,均指袁世凯。“觉顿”,指汤觉顿,康有为弟子。函称:“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汤觉顿带给梁启超的“一纸”当是康有为的计划,本函是对康有为计划的问难。 它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曾企图联络满蒙亲贵,搞掉袁世凯,控制中央政权。

      二 武昌起义前后康、梁等人的宫廷政变密谋

      康有为、梁启超因担心大规模的武装起事会造成社会动乱,因此,在自立军失败后,即逐渐转向推动立宪运动,企图动员社会舆论,迫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同时,在有机可乘之时,康、梁等也积极策划宫廷政变,以期用最不引起社会震动,损失最小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获。1909年,溥仪登基,载沣摄政,为改良派带来了新希望。梁启超等人即积极联络满族亲贵,和掌管军咨处事务的郡王载涛及载洵建立联系。当时,载涛和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泽有矛盾,向改良派打入北京作地下工作的潘若海问计,潘建议他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军统制吴禄贞,准备在1911年夏历九、十月间,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消灭奕劻与载泽等,掌握政权。[1]计定,梁启超即利用华侨捐献的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几乎将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以致哑子吃黄连,无法回答同党的诘问。武昌起义后,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计划在滦州举行兵谏,联名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梁启超即准备急驰回国,利用禁卫军实现上述计划,拥立时已担任军咨府大臣的载涛为总理,收抚革命党人,消弭起义。康有为同意梁启超的这一计划。10月26日,他在致给徐勤密函中说:

      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改国会,并合十八省咨政局议员,且罢征讨军令,往抚之。已发要人数四,入北运动。若不得,则欲募壮士数百为之,否则土头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事之成否,书到已见,远亦决行。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2]这里所说的“北中兵事,有熟人”,即指吴禄贞等;所说“亦有亲贵”,指载涛等;“土头”,指袁世凯;所说“远”,指梁启超。本函表明,康有为企图抢在袁世凯成为气候之前取得政权。“事之成否,书到已见。”张绍曾、蓝天蔚计划发动的日期为10月29日,故云。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