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军阀的出现，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罗尔纲说，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在军队中形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他认为近代军阀起源于湘军〔1〕。李新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 所谓军阀，其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有，因此不能把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他还说，按照“军队为个人所有”的条件来衡量，不用说曾、左、胡、李，就连辛亥革命之前的袁世凯，也不能称之为军阀。他认为，只有到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夺全国政权之后，北洋军才完全为袁氏所私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2〕。罗、 李的说法虽然都自有其道理，但他们所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何况，弄清楚究竟谁是军阀固然很好，但是研究为什么会产生军阀更为重要。为此，本文拟从清末兵制的改革入手，探讨近代军阀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 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清一代所实行的基本上是八旗、绿营相结合的军事体制，只是到了清朝末年才开始进行兵制改革。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一种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起初，努尔哈赤亲率一旗，其他七旗均以亲王为旗主分别统辖。清军入关后，为了削弱皇族势力，清政府决定由皇帝亲自统帅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是为上三旗。后来，雍正皇帝又褫夺了属于亲王的下五旗的兵权，然后由他指定亲信去统率，从此，八旗兵权完全归于皇帝控制。绿营兵是清朝入关后组建的一支汉族武装。为了牢牢地掌握这支军队，清王朝对绿营兵制有极严格的规定：第一，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第二，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分寄”于各地督抚，以防“悍将跋扈”；第三，如有事起，皇帝还要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3〕。 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军事力量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在西方近代军事力量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旗绿兵制已经无法掩盖其落后腐朽的本质，为了解兵制改革的紧迫性，我们不妨粗略地分析一下战争前夕旗绿兵制的基本状况。 首先是武器装备落后。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其武器装备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拿破仑时期的滑膛枪炮，已经开始被一种射程高达600米左右的猎兵枪所取代。 它的“射击精度和远的射程……无可争辩地胜过当时所有的步兵”武器〔4〕。与此同时， 线膛枪和针发枪的先后问世，也大大提高了步枪的射击精度与距离，这使英国步兵的武器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海军方面，蒸汽机已经广泛用于舰船，螺旋桨推进器也已问世并即将取代明轮。甲板上设置的旋转平台和滑行轨道，使大部分火炮能够移动，以便向任何方向射击，从而使军舰的攻击力几乎增加一倍。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多少年来，八旗兵始终把弓法、刀技、马术等视为看家本领；绿营兵虽有使用鸟枪、大炮等旧式火器的传统，但由于清政府重弓箭轻火器观念的影响，只能停留在使用刀枪弓箭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抬枪抬炮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仍然是“制胜利器”，有人甚至奏请皇帝，将“贵州省城贮有辟山威远子母等铜炮……多年锈坏者改铸抬炮以资利用”〔5〕。清朝武器装备落后窳劣的情形， 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战守训练松弛。八旗兵一入关，便以征服者自居，过起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于是，昔日剽悍粗犷、骁勇善战的雄风逐渐荡然无存。难怪早在顺治时，就有“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毁敝，不及曩时”〔6〕的慨叹。到了嘉庆时，不仅逐年逐月的马步训练已经废驰，就连数年一次的大阅也不举行了。因此会发生皇帝“巡幸盛京，阅看该处官兵，布靶中箭者仅止一人”〔7〕的事情。绿营与八旗也不相上下。一方面由于天下承平日久，而绿营训练又惯于只重虚文不求实效，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实行了一种自誉为“万古良法”的“差”与“操”混同、百役与训练并举的制度，所以渐渐养成了一种疏于战守、但却精于钻营取巧、油滑偷懒的“绿营习气”。总之，八旗军和绿营兵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经是“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了〔8〕。 再次是兵弁素质下降。八旗官兵的待遇，原本十分优厚。但由于后来生齿日繁，产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使清政府不得不用扩大旗兵兵额的办法来补苴，于是八旗日益成为一个救济机构，选拔兵丁时不是专门挑选体壮艺精者，而是优先考虑生活困难者。这显然是旗兵素质衰颓的一个主要原因。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其弊端之一便是“吃空额”，从而造成了兵员上的严重缺额。另外，从士兵状况来看，“漳、泉悍卒，以千百计械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军队里，“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者，又比比皆是〔9〕。于是“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10〕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成为绿营兵弁素质的基本状况。 最后是军政指挥失当。如前所述，清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军队的管理节制权分寄于督抚，兵政、军需权统归于兵部和户部，军令权和最高指挥权则操纵于皇帝之手。与此同时，还实行了一套以旗制绿、以文制武的政策。这样一来，凡是有事兴兵，必然形成文法繁密、层次过多、相互扯皮、难以沟通的状况；军队集结后，又往往因为营与营之间、士兵与将帅之间互不熟悉，从而造成了相互牵制、形同散沙、军令难行、指挥失灵的局面。 鉴于上述原因，清朝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虽然拥有人数和地理方面的绝对优势，但失败是必然的。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当时在澳门发行的一家报纸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