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湘军治军书、参机要、领兵出征、理粮台、筹军饷等充当鹰犬，效尽犬马之劳，助成了曾国藩等在短期内挽救清王朝。但湘军幕府在充当湘军的参谋部和后勤机关，帮助战争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促使晚清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 湘军幕府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使湘军大帅等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逐渐取得了军事大权、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 咸丰以前，由于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督抚表面上拥有综治军事、统辖文武、考核官吏、督理关税、监临乡试、管理漕政等大权，但实际权力并不大。而且，总督主军政、巡抚掌民事，互不统属又多牵制，又以提镇武职牵制总督，以布、按两司分割巡抚权力。因此督抚的权力不但分散，而且被极大弱化。但是，咸丰以后，中央集权体制发生了逆转，督抚权力不但得到集中和强化，而且逐渐形成督抚专政的地方分权体制，这一重要转变是以湘军幕府为其枢纽的。 第一，湘军幕府造就了晚清的兵为将有的局面，为督抚专政提供了军事基础。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湘军异军突起。曾国藩等“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采取先设官，后募兵，形成了以将领为中心，“勇视营销，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1 〕的作战指挥系统。作为这种作战系统基础的新的兵勇招募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招兵之前，督抚（大帅）必须有一批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只从属于他个人的将领（如统领等），他们之间关系的确立，必然要以了解、熟悉、相知为基础的，而湘军幕府的幕僚关系正适应了湘军这一募兵制度的需要。于是建立了以统帅为中心，以幕府人物为主体的将领统一协调、战斗力强大的军事组织就应运而生。在这一方面最典型者当数左宗棠和李鸿章。左宗棠加入曾国藩幕府后，统率八千乡兵，转战浙、闽、赣三省，后又用以征战西疆，形成了一支只属于左宗棠个人的三湘子弟兵。李鸿章的“淮军始于同治元年，其营制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相遵守之。”〔2〕其后，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转战苏浙， 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军，和剿平捻军，成为一支只服从于李鸿章的皖籍军队。总之，湘军幕府以个人为中心“选士人，领山农”，上马击“长毛”，下马草军书，入则宾师，出则将相、疆吏。这样，不但有以曾国藩为中心的这支湘军私人军队，而且许多幕僚将领也各有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武装，待幕僚们出任督抚后，这种“兵为将有”就普遍存在于各督抚。在晚清史上湘军幕僚先后出任总督巡抚者达二、三十人之多。督抚的私人武装导致督抚军权膨胀，为督抚专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二，湘军幕府筹措军饷，为督抚提供了军需分配大权，造成督抚专擅财政大权的局面。咸丰前，国家有大兵役，一般由户部拨饷、兵部调兵，兵饷权相分离。平时地方收支，督抚须照例题奏，户部通过审核，或准或驳，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斗争年复一年，清政府无法维持浩大的军费开支，财政上捉襟见肘。军前饷需，户部无法筹措，只以空文指拨。湘军乃各自为计，他们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3〕，湘军的筹饷重任基本上是由幕府承担的，以湘军饷源的大宗厘金为例，厘金制由周腾虎“创其议”〔4〕，江北大营雷以诫“励其行”后，湘军将帅纷纷仿效，幕府则为湘军筹饷费尽心机，如胡林翼以幕府佐办厘捐，“咸丰六年（1856年），武汉既克。……又请变通部章，试行牙帖捐输，益务推广厘金于各县府市镇，仿刘晏引用士流之意，招致朴于之士绅，佐官董理，综檄精密，杜绝中饱，一除税关衙署锢习”〔5〕，曾国藩赞许胡林翼的作法并要各地仿照实行，此后，广布于湘、鄂、赣、徽、苏、奥六省的厘金局，如湖南东征局、汉口厘金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泰州厘金局、广东厘金总局等各项重要事务大都由幕府充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黄冕、郭昆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范泰亨、李宗羲、丁日昌等。正是幕僚们的努力，保证了湘军的军饷供应，湘军的军饷既由幕府筹措，大帅们便有支配其饷项的全权。由于厘金等军饷由幕府筹集，并非正供常赋，虽然形式上奏请清廷核准，但军饷捐课的项目、额数、税率、报解以及协解的程度，报请的规定、局卡人事等，均无具体的规定。又由于厘金等项抽取方便，税源可靠，而项类又十分庞杂、数目巨大，朝廷无可查考，因而地方督抚享有了财政权。从此，以往督抚请求朝廷拨款的情况，转变为中央遇事要求各省协济。诸如此类，除个别省份偶有象征性的解缴外，更多的则以新政、省防、荒歉等各种借口百般推托。厘金等饷项开始由各省推行并自由支配，后则成为各省变相的常规税收。厘金局卡等机构原系一时权宜之计，只是幕府人员工作的临时性机关。然而，虽然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局卡逐渐成为常设机构。所以，幕府的筹饷使咸丰前分割督抚财权的布政司形同虚设，成为督抚的属官。而厘金局卡的存撤及人事任免掌握于督抚，故督抚取用饷项，十分方便。这样，各省督抚从此除取得军事大权外，又取得了独立的财政大权，在经济上为督抚专政奠定了基础。 第三，湘军大帅等督抚用人不拘常例，奏保幕僚出任地方官吏，使督抚获得人事大权。咸丰前，清廷用人大权操于中央，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请皇帝选定，三品以下则由皇帝、吏部和督抚分掌，缺额各有定数。即使地方衙门自行延请的幕府，也还有属员不准为幕以及停止幕宾议叙的例禁。督抚人事权十分狭小。所谓清代用人“明荐密保，更进迭用，未尝失之宽滥。嘉道间，禀承家法，荐举之路，犹极谨严”〔6〕。但咸同后，督抚用人权急骤膨胀， 其转变始于大批湘军幕僚被奏保出任地方官吏。湘军幕府聚集了大量各种人才，这些人在充当搏击臣民鹰犬的同时，他们又历经了政务，进一步锻炼了才干。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幕府人物的反革命能量，笼络人心，同时也出于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让幕府人物出任地方官吏。咸丰十一年十月（1861年），潘祖荫上疏说：“多事之秋，用人尤亟。方今理饷，动有令人之忧，唯楚南一隅，得人为盛，要由曾国藩、骆秉璋、胡林翼提倡。以此而论，天下大矣，何才蔑有。臣愚谓令在廷大小诸臣，各抒所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毋拘常例，果有学识超群，名实兼副者，破格录用”〔7〕。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大帅趁机大力举荐。 如“杭州再陷，公举左宗棠，付以浙江。苏州之陷，贼逼上海，官绅来乞师，公举幕僚李公鸿章，付以江苏事”〔8〕。皆如所请，左、 李两人均由幕僚超擢而为封疆大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在曾国藩等人的举荐下，湘军幕府人物纷纷出任督抚，如左宗棠为闽浙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恽世临为湖南巡抚，等等。郭嵩焘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9〕。这些人出任督抚， 几乎都是靠曾国藩的奏保，或借曾国藩的声势取得的。此后，李鸿章继曾国藩主政，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所谓“中兴将相以出生而致彻侯，以走卒而膺专阃”〔10〕。史称“军事繁兴，各路将帅战功卓著，保举大开。于是幕府中人，多膺荐剡，而依附草木者，不可胜数。”〔11〕太平天国灭亡后，布衣幕僚以积功、积劳、授有职衔。而奏调之员，也久留不归其位。随着对外交涉增多，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地方政务增多，各省督抚往往借口制造、收厘、警察、学堂、交涉等新政，调属员入幕府。从此属员入幕府成为正常现象。且带有官衔的幕僚，以幕府为跳板，成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总之，湘军大帅（督抚）出于形势的要求，破格用人，人才又大多出于幕府，幕府又多带职，官幕交相轮转，黜陟日渐操于督抚之手。至此，督抚除拥有军事、财政大权外，又外加人事大权，使督抚专政形成最终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