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典型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1〕对这位典型的辛亥人物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活动等方面，而对其经济思想的探讨，尚是薄弱环节。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此问题作些粗浅探讨，期盼抛砖引玉。 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出卖利权批判和揭露的思想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表示极大的忧虑和强烈的愤慨。他们担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必将使中国陷入“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士困，其工苦”〔2〕的险恶境地。 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使命感的宋教仁对此极为关注。 宋教仁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和经济两种侵略手段作过精辟的论述：“各国所谓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两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用此利器者，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的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3 〕历史发展证明了宗教仁预测的科学性，庚子之役后，各国列强在“保全主义”的幌子下，加快了经济侵略的步伐，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宋教仁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清政府拱手出卖利权予以强烈谴责和无情抨击： 首先，宋教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贷款给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干涉吾财政”，清政府举借外债是“开门揖盗”。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向清政策贷款，到20世纪初，列强又加大了对华资本输出的力度。“各国之相争借款，看中北京政府之财政信用乎？垂涎区区四五厘之利息乎？抑真出于欲助中国变法维新之义侠心乎？”〔4〕毫无疑问， 这些都不是列强借款给清政府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干涉吾财政。”〔5 〕列强想通过贷借款控制中国经济， 干涉中国内政。 宋教仁还深刻地剖析了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的危害性。晚清政府举借的外债绝大多数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据统计，“截止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6 〕宋教仁指出：“夫普通经济的国际贷借关系，其影响所及，除多在经济上升，而亦往往有及于政治上者，况处心积虑以为营谋之政治的贷款乎？”〔7 〕这无异于“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洲之运命。”〔8 〕淳淳告诫国人不要妄信“愚劣之政府”。〔9〕 其次，宗教仁指责中外贸易的不平等性。 国际贸易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公认的国际准则。然而，外患频仍的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无平等可言。宋教仁认为，中外贸易不平等乃源于清王朝的妄自尊大和对外面世界的盲目无知。清廷朝野上下无不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贷款，以通有无”，〔10〕他们根本不知国际贸易为何物？正如宋教仁所说的：“吾国当日不解国际贸易为何物，惟知傲慢自大”，视进出口贸易“为忧待远夷。”〔11〕西方列强正利用清政府这种糊涂认识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诸多贸易特权。 宋教仁分析了这种不平等贸易的危害性。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对本国民族工业是个沉重打击。宋教仁结合沙俄在新疆、蒙古边境地区攫取商品贸易特权的事实，指出这种不平等贸易乃系民族的“存亡安危。”〔12〕俄国自《北京条约》鉴订时起，先后享有在蒙古新疆境内的免税贸易权，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是大开漏厄之穴”，将使“吾国北方之产业永无救济之日。”〔13〕数年之后，“蒙古、新疆充俄人第二西伯利亚也。”〔14〕 最后，宋教仁强烈抨击清政府出买路权的丑恶行径。 铁路是经济的命脉，“一国之交通机关，惟铁路最为重要，盖关系于政治之良窳，经济之丰啬，社会之文野，至深且大也。”〔15〕然而，清政府为满足西方列强的经济贪欲，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大肆出卖国家路权。1911年4月， 刚刚成立的“皇族内阁”就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清政府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不久，清政府又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宋教仁指出：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16〕“将来不但举湘鄂二省之路权全移外人之手，即国家中央财政与湘鄂二省地方财政，亦不得不受其干涉，而最后之结果，乃使吾湘鄂二省变为满洲之续。”〔17〕 清政府拱手出让路权，使得列强掠夺中国路权的气焰极为嚣张，“吾国自甲午败创以来，各国对我者，无不以铁路借款为侵略之先驱”，而今日的英、美、法、德四国仗恃经济上的优势，强夺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其包藏祸心，当必有数倍于昔者。”〔18〕列强强占铁路之后，还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管理权、司法权、征税权、采矿权等，“视此种地域为其领土。”〔19〕宋教仁对帝国主义强掠中国路权罪行的揭露，比同时代的革命党人要深刻得多。 宋教仁是一位具有极强时代责任感的爱国志士，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声讨，对清政府出卖国家利权的揭露，就是其爱国思想在经济领域里的反映。与此同时，他对近代社会经济中许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以农立国”的思想 农业是立国之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宋教仁对农业极为关注，尤是1912年4月至7日，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期间，勾画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蓝图。1912年5月13日， 宋教仁在参政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鄙人对于农林一项，拟以十年为期，定国家施政之大方针，并逐渐实行”，“第一期则行调查之事，第二期则定诸制度法律及诸行政机关，至于实施各事，在第三期以后。”〔20〕在宋教仁看来，重视发展中国农业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