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2日，著名的国民党领袖、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政治家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几十年来，史学界对宋教仁的评价众说不一。早在60年代就有一种倾向，以武昌起义为界将宋教仁的政治生涯一分为二，此前是“二民主义者”，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此后他政治上变为改良，实践上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思想上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主张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是“亲袁派”。今天我们再度审视这个问题，不仅利于客观评价宋教仁，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与理解民国初期的政治变化。 一、时势所迫 宋教仁并非“拥袁派”，主张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恰是其高明之处。其违背初衷，妥协与让步，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性外，实为时势所迫。 辛亥首义后，袁世凯利用西方列强的支持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并暗中调兵遣将，侍机镇压革命，同时不断向革命军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与黎元洪“义和”。20日，宋教仁作为湖北军政府方面的代表参加了双方在汉口的会谈。会谈中，当袁世凯的代表提出清帝下罪已诏、行君主立宪、赦开党禁、皇族不问国政4项议和条件时， 宋教仁郑重声明：“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豫为定明；……若袁以军队略河南、直隶，为革命军尽其力，以其舆望，贲来都督之地位。彼原为现代大政治家，故能进而建立新共和国，大统领之职，不争而自归其掌握。”〔1〕并当即回绝了他们“君不吝推戴袁为大总统， 袁自投身南军，不费踌躇”〔2〕的试探，表明了其反对立宪制、 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立场。11月21日，《民立报》发表了宋教仁致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的公开信，指出袁世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忝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质更恶劣可鄙，此间早与断绝。联兵北伐，一以中原。筹之已熟……”〔3〕。 宋教仁明确主张联兵北伐，不与袁议和，这正是他高明于那些仅停留于反满思想水平的革命党人之处。 对军政府方面形势的发展，宋教仁充满信心。宋教仁未能参加武昌起义，对大权落入旧官僚黎元洪之手甚表惋惜，故力劝黄兴统第九镇新军攻克南京，削弱黎元洪的力量与影响，然黄兴未允。宋教仁抵汉后，又策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居黎之上，亦因吴兆麟等人反对未果。当时，革命军正与清军激战，湘、陕、晋、滇、沪、黔、苏、浙、桂、粤、闽诸省已宣布独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朝统治已土崩瓦解，宋教仁对革命前途甚为乐观，在致李燮和公开信中，宋教仁豪情满怀，“金陵负固未下，大兵云集，蠢然小丑，不足虑也。”〔4〕然而， 时势发展出乎宋之料想。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危急，袁世凯则趁机再次向革命党人发起了和平攻势。30日，英国驻汉口领事代表袁世凯向刚刚抵达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代表提出了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迫于形势，软弱的革命党人让步了。会议作出了若袁世凯反正即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2月9日， 黄兴通过汪精卫复电杨度转告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5〕。21日， 孙中山途经香港时曾对胡汉民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6〕于是，革命党人妥协之势占居上风。 此外，从国际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武装干涉，阻止中国的统一，加剧了危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因其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倍感迅速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重要，革命党人让步了。在致岑伟生的信中，宋教仁写道：“东南光复，军事旁午，不久组织政府于南京与北军议和”〔7〕； ……反映了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无可奈何的心态。 二、谋共和政治之大体 宋教仁的妥协并非是无条件的，他不愿将中央政府拱手让与袁世凯独裁，为此甚至不惜改变最初向往的美国式总统制而坚持法国式内阁制。 12月26日，同盟会主要人物齐聚上海哈同花园，共商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建议孙中山为总统，黄兴为总理，但黄兴不愿出任总理，而且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又反对内阁制，主张不设总理，“先生（指宋教仁）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8〕经过多次讨论，孙中山才表示同意责任内阁制， 然而总理之职仍无着落。于是，孙中山“派张继与先生（宋教仁）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邀居正、田同、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9 〕随后，宋教仁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一起来到南京，准备组织政府。 针对先前各省代表会议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提出了修正案，建议设置总理之职，但各省代表并不知晓上海磋商内幕，有人认为宋教仁自己欲为总理，引起了更多人的猜忌，宋教仁内务部长的提名亦遭否决，乃至孙中山也转而不赞成，直至袁世凯行将篡夺临时大总统才悟及宋之本意，并在《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突遭打击的宋教仁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夫人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有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违言，实深愿将来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10〕宋教仁的表白既体现了其政治家的风范，又申明了其创立责任内阁制的政治抱负。当然，无论美国式总统制、法国式责任内阁制，形式虽异，实质并无二致，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宋教仁所以坚持责任内阁制，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中拥袁之势已难逆转，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已不现实，强调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而高明的策略；而“责任内阁的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11〕“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体，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12〕其真正目的就是限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旧官僚的势力，使中央政府的实权握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临时约法》通过后，宋教仁并未因几番挫折而流露出不满之意，且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书中亦为宋教仁鸣不平：“从前，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教仁想把它变为责任内阁制，那些对宋教仁怀疑的代表先生们，因为要打击宋教仁的缘故，拼命地反对，使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现在新制定的约法，预备在袁世凯临时总统任内施行。又因为要抑制袁世凯野心的缘故，竟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宋教仁让步了，但其追求民主共和政治大体的政治抱负与实践未曾变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