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对外模式定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后虽然有所发展和演化，但其基本定式并没有改变。它是中华民族“华夷观”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直接反映，也是大清统治者因循守旧唯我独尊心理的表现，以此模式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不仅达不到维护领土及主权完整的目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列强的宰割。 一、近代中国对外模式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民族，早在中华元典（《诗》、《书》、《礼》、《易》等作品中，就有“华夷之辨”，“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诸华，诸夏与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四夷名称的出现。这种对中原农业民族（华夏）与周边游牧民族（夷狄）的划分，被历代中华封建王朝所继承，继而发展到明清之际的的“夷夏之防”（王夫之语）。从对华夷的简单区分到从华夏主体意识出发，对周边诸夷的戒备和防犯，它所宣扬的是典型的华夏中心主义和华夏民族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显然，它把来自中华以外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视为“化外之邦”和没有文化教养的野蛮人。 在大清王朝诸代统治者的思想中，国家“平等”的概念是没有的，任何国家和君主要和大清发生关系，必须以藩属国的身分出现，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方面的来往，而作为藩属国，必须接受大清王朝的统治（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册封”），必须履行大清王朝所规定的义务（具体表现在“朝贡”）。这种宗藩关系之所以得以建立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因为当时大清帝国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周边国家强大，对周边国家有一种强劲的控制力量，以此为基础，对付外邦的两种基本手段：“剿”（进剿，征伐）和“抚”（安抚羁縻）便脱颖而出。首先，自古以来，中华帝国对那些桀傲不驯的蛮夷一贯作法便是大兵进剿，凭借中国强大的国力，这种进剿往往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进剿的结果不是将外夷驱逐至远便是使其俯首称臣。其次，作为进剿的补充手段——抚，也是中华帝国对外邦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战的策略，当进剿遇到一定的阻力而达不到一定效果时，当进剿损兵折将费财靡饷给帝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时，统治者往往会采取这种兵不血刃的怀柔手段，通过武力和金钱的软硬兼施，以此达到使外邦臣服的目的。大清同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便是这种安抚政策的最好体现：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并不谋取对周边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在朝贡中采用了“薄纳厚赠”的政策，使藩属国的朝贡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即所谓的“朝贡贸易”，另一方面，宗主国往往对藩属国的君主以武力方面的支援，帮助藩属国抵抗异族入侵或镇压国内的反对派，以此来维护其统治。这种政策既维护中华帝国在“天下”的霸主地位，又使中外相安无事，处于和平靖安状态中。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就是靠这两种手段建立起来的。中国使外邦臣服的历史，便是“剿”和“抚”轮番交替使用的历史。一般来说，可战而胜之时就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但无论是剿还是抚，作为中华帝国的清代王朝，都处于一种主动地位，都能够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状态也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坚强了自己是“天朝上邦”、“天下共主”的观念，以致使他们沉醉其中，安于现状，最终落后于世界时代大潮。 二、以“剿”为主导，辅之以“抚”的对外政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大国英国发生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种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其结果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被战败，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早在这场战争半个世纪前，英国对大清帝国已有了“觊觎”之心，不过那时的英国是以和平友好的面貌出现的：1793年，英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若干年后（1816年），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两次使团的目的同出一辙：一是想和中国建立商业贸易关系，二是想实现英国和中国的平等外交。为了表达英国对中国的尊敬和友好，英国在派出使团的同时，还向中国皇帝赠送了大量的珍贵礼品，包括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新式武器。然而，事与愿违，一切想改变中外关系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观念和泥古拒变的文物制度，他们的使团被大清王朝毫无理由地看成了表示臣服效忠的进贡队伍；他们的一切要求自然遭到了乾隆和嘉庆的严厉拒绝，其理由是：“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 接着代替和平方式的便是鸦片的阴险渗透和一场被鲜血浇灌的鸦片战争。 起初，道光皇帝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即使当时最有头脑的林则徐，也把英国开来的兵舰看成是旨在偷运鸦片的武装走私〔2〕， 不相信一个“化外蛮邦”竟敢远隔重洋和大清进行较量，但当大英帝国的炮火燃遍东南沿海时，大清才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真正意识到了战争的存在和威胁，于是，一派进兵痛剿之声便响遍了大江南北。道光帝连连发出谕旨，严令沿海各路官军进行痛剿，并调动全国人力物力加以支援。颜伯焘——闽浙总督，主剿派铁杆人物，曾洋洋洒洒地慷慨陈词：“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3〕。但战事发展到1842年初，几乎所有战场均遭失败， 几乎所有主剿派官员，不是战死沙场（陈连升，关天培，定海三总兵等），便是自杀身亡（江继芸，裕谦等）。或者临阵脱逃（颜伯焘，余步云等），而这之后，几乎所有主剿派将领无不对英夷心怀恐惧而“缓兵苟安”了。在夷夏观念和天朝至上的熏陶下，清王朝的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在战争初期几乎都是主剿派（包括琦善、伊里布、奕山、奕经、杨芳、牛鉴等）；但通过和英军面对面的交锋，通过屡次战斗血的教训，才深深体会到了英夷不同于大清以前接触到的任何蛮夷，即而从盲目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进剿英夷制胜的可能性。于是，代替进剿的便是安抚了，也只有安抚了。但道光帝并不想丢掉面子，放下架子，即使一心想“抚”，也要做做进剿的姿态吧？于是，在1842年4月， 他在给前方将领的谕旨里便作出了“先剿后抚”的指示〔4〕。“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了道光帝已对全面进剿失去了信心，即而想以安抚加以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使大清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也可限制英夷的漫天要价，或许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恩惠使英夷臣服。但这种“先剿后抚”的策略，只不过是大清统治者的白日梦。最终，大清不得不施展自己的“安抚”手段，以谈判求和订立条约来结束这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