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末，常设广州几达15年之久的清朝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终于从那座与西方人已有上百年通商历史的海疆省会，移到了天朝的东南滨海县城上海。这在晚清的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上海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口岸，上海，从此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它的份量。然而，这件事情的背景，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长期驻任南京，这段史实一般也不为上海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本文拟根据晚清旧档资料，对此作一阐述。 一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相继开放。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方议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轫，史称“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并授命以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也就成了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并被称为“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从昏睡中惊醒，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羁縻”手段。于是，在遥距京师的广州，奉命“驭夷”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很快与试图建立新的中外交往关系的西方人陷入了外交僵局。 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侨约有300人。 他们自朝贡时代起就被限制在城外沿江800英尺、面积约4英亩的十三行地区。〔1〕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被久拒于城外的“夷人”终于提出了入城的要求，但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 广州人恨西方人，固然是因为战争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痛苦，而且还使他们蒙受了因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外贸垄断地位丧失而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但其中，也不无来自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和成见。然而，无论是战争造成的怨恨，还是固有的夷夏成见，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正是它资以“驭夷”的“民气”。为此，清廷明确谕示：“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2〕 于是，答应西方人2年以后入城的耆英被召回了北京， 而被认为“办理海疆诸务，颇有定见”的徐广缙、叶名琛相继上任。〔3 〕面对找上门来的异族使臣，他们或虚与委蛇，或峻拒不见，使对方提出的新要求每每无法如愿。而在清廷的嘉许下，由当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广州民众拒绝外国人入城的斗争，则更使西方入侵者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进不了这座住有众多中国官吏和世家大族的省城。 为了摆脱上述这种困境，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急于在中国扩张侵略势力的西方人日益把外交的目光转向了北方的紫禁城。 1850年五六月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将本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为广州入城一事致清朝大学士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分别经上海、天津转递北京。照会称：“照得贵国粤省钦差大臣徐（指徐广缙——引者），因向取用词旨，设立方法，均似中有贻危两国和好之处。竟将体格字样皆失礼义之公文，欲札行驻粤领事官，其势我大英内阁各大臣，不得不转达贵国各大臣知照，深可痛恨！”照会表示：关于入城一事，“大英国家情愿简派大员，驰赴京都面议，商订其事。大清国家如果乐从，烦将是否妥合缘由见复，切所深幸也！”〔4〕 1853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也由粤抵沪，以国书难投为由，要求两江总督将其致清朝大学士的照会代呈进京。照会称：“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欲寻钦差（指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引者），未获面会，徒虚盼望。因在广东等候日久，乃照条约31款，已来上海，欲远交两江总督代呈，又值南京多事，未能转交。”照会认为，“其弗获将此书交钦差及别大臣者，由朝廷不欲外国大臣驻京，如此极难为本大臣矣。”要求清廷明确指示国书投递办法，并表示，希望能“得大皇帝准令进京陛见。”〔5〕 然而，西方人的这些外交努力，在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朝体制面前，最终都成了没有结果的事情。他们被告知：“中国抚驭外藩，惟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乃有请觐之例。该国远隔重洋，素敦礼义，中外体制，素所深知。但须恪守条约，照旧通商，正不必遣使入觐，始见诚悃也。”〔6〕 但是，西方人的贪求进取之势绝非是天朝的体制所能遏制得了的。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满12年，西方人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为词，〔7 〕向中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其中，派遣西方公使驻京成了首要的一条。当他们得知自己的要求最终被拒绝时，他们决心用西方的大炮来与天朝的体制对话。 二 1856年10月，在广州久争入城而不得的英国人借口“亚罗”号一事首先炮轰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12月，英法联军攻入城内，掳走了奉命“驭夷”的天朝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并将其解往印度，以“独惩其愆”。〔8〕1858年2月，英、美、法三国分别照会清朝大学士裕城，勒令清廷于3月31日前委派钦差大臣赴沪谈判， 遭到拒绝。同年5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攻陷大沽，兵临天津。6月，惊惶失措的清政府被迫与入侵者签订了包括公使驻京条款在内的《天津条约》，并同意派员前往上海与对方商定税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