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7月10日， 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即上海光复后的第二天， 江氏又以该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这个党从成立到被袁世凯下令解散（1913年8月7日），仅仅存在了一年零十个月。但是，它曾经在全国拥有490多个支部、52万党员，〔1〕在民初中国社会和政治舞台上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那么，作为中国第一个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派，中国社会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如何评判这个党的性质呢？ 对于这个问题，自80年代初以来，国内有的学者提出过以下几种看法： （1）中国社会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有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政党”，后期“成了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共和国，巩固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2〕 （2）“中国社会党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结社”， “它只能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工具。”〔3〕 （3）“中国社会党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党， 而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党”。〔4〕 （4 ）“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正是这样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5〕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观点似有失片面。我们比较赞同毛泽东1956年的一个说法：“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 6〕根据对江亢虎和民初中国社会党的政纲及其活动情况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党是民国初年的一个进步的党派，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本文拟从对中国社会党的基本政治态度、政治纲领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详细分析入手，考察它的性质，以求教于近代史学界同仁。 一 我们说中国社会党是民初的一个进步的党派，是由于该党及其领袖江亢虎在民元前后的基本政治立场是革命的、进步的。 江亢虎（1883～1954）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但在早期，他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多种改革方案的鼓吹者”，〔7 〕是“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人之一”。〔8〕在辛亥革命的前 10年间，他是无政府主义的“三无主义”的倡导者，〔9〕又是1910 年初北京“银淀桥”事件的嫌疑犯。〔10〕1910年春至1911年春的英、法、德、荷、比、俄等国之旅，使他有机会目睹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接触了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进一步研习了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因此，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后的江亢虎，已由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四品京官，转变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声称：“自寰游归来，极力倡道社会主义”，〔11〕并公开宣布：“鄙人以社会主义为唯一之信仰，以倡道社会主义为唯一之天职。”〔12〕所以，先是有他的杭州、南京、上海的社会主义演讲，〔13〕后又有“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建立和《社会星》杂志的创办。到了8月中旬， 他与宋教仁就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商榷。接着，他又撰写了《社会主义述古绪言》，力图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发掘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及至10月上旬，即武昌首义的前夜，他还支持上海商界、学界的社会团体“惜阴公会”，创办了另一个鼓吹社会主义的杂志《社会》。总之，此时的江亢虎，心中惟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他俨然以一个“社会主义”大师的身份，言必称社会主义，行必及社会主义，一切都要放在“社会主义”的天平上衡量之，万物都要用“社会主义”的眼光审视之。因而，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光复之前，便有他的《致武昌革命军书论“兴汉灭满”事》（以下简称《书论》）的发表。 《书论》一文是我们今天考察江亢虎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的重要文件。该文当时在《天铎报》上发表后，有的革命党人曾指斥江亢虎“倡邪说以媚满奴”。〔14〕当今有的论者也曾断言该文是反对辛亥革命的。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武昌首义占领武汉三镇以后，革命党人继续不停地大肆捕杀满人，确实造成了一种“兴汉灭满”的局面。〔15〕例如，1911年10月17日上海《申报》报导说：“昨夜接路透电称：路透特别访员于上星期六至武昌，见各处皆有满人死尸，计满人被杀者八百人，现革命军仍在捕杀满人。”10月19日的报导又说：“……是日满人被杀者20余人……革命军旗帜皆有‘兴汉灭满’字样……至城内一带，死尸谁积，望山门外，约有五十余具，各街道老幼死尸，目不忍睹，此等景色，直至谘议局而止。现革党搜杀满人，仍在未已”。20日《申报》还报导说：“革军政府以滥杀满人，恐不免有怀挟私嫌累及汉人之弊，军政府已发临时命令取缔之。凡在外面拿获旗人，须请执法处详细审判，如果确系旗人，方可枭首示众，不得任意乱杀，以失人心。”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满人，也确实引起了双方敌对情绪的加剧。比如，当民军在武汉杀了札风池、宝瑛等人的家眷后，“荆州驻防威武军因闻札风池（前署臬司）、濮玉（前督中协）、宝瑛（陆军学堂总办。均荆州驻防）全家被杀，大愤，出队至荆州、沙市，逢人便杀，大屠两日。革统黎元洪闻信，立派步兵二营、炮兵一队，驰往援救。”〔16〕而武昌这边，“因闻旗人在荆州有滥杀民人之事，鄂军均大哭流涕”，在“谘议局门首连斩旗人30余名，老少、男女皆有”。〔17〕 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引起了反响。杭州旗民“老幼妇稚确已改装改姓，全数移局。前日闻有荆州屠民情事，若辈异常欢忭。近日在外扬言，谓杭州设有不测，吾辈已拼一死等语”。〔18〕在北京，“八旗学堂学生及旗制处人员，联合禁卫军密商：汉人排满势其汹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将京中汉人屠尽，然后自杀。闻会议时全体异常激烈，民尚桂春亦颇赞成。”〔19〕 上述《申报》的有关报导，江亢虎在上海当然是都看到了的。他感到，“兴汉灭满”、滥杀旗人不妥。《书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在《书论》中，江亢虎首先表明了他对武昌革命的“赞成”态度和“钦佩”心情，指出他“于政体绝对的反对君主立宪，而比较的赞成民主共和”；赞颂革命军“据鄂以来，一日千里，规模弘远，节制严明，薄海归心，寰球腾颂，社会主义家尤咸表同情”，且“钦佩何极”。〔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