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著名代表。他最早比较系统地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介绍给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1897年10月他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通过该报进行维新宣传，直至1898年9 月百日维新后报纸停刊，前后将近一年时间。这一时期，严复对报纸倾注了大量心血，使之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北方宣传变法维新的主要舆论阵地。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医生家庭。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学说。回国后先后在母校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总办。1904年再度赴英国考察，回国后曾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等职。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在北洋政府担任闲职，1921年逝世于福州。 1895年起，严复开始了他的报刊宣传活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受到强烈的刺激。此后，他发奋译书，介绍西方进步理论，撰写政论文章，阐发救国理论和民主思想。这一时期，他的论文主要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记》等，开始发表于德国人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从此以后，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工具，沟通中外，教育上下，以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成为严复的重要志向。 1896年8月上海《时务报》创刊，严复立即去信声援， 赞扬《时务报》“振聩发聋，新人耳目”〔1〕，同时慷慨解囊捐款资助， 积极投稿宣传维新思想。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严复日益感到，要提倡维新和实现“开民智”的思想，亟需自己办报，遂与天津北洋水师总办王修植、天津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等友人，多方筹集资金，购置印刷器材，积极登报宣传，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国闻报》（日刊）、《国闻汇编》（旬刊）于1897年10月正式创刊。 《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以致“人不私其利”、“国不私其治”〔2〕为宗旨，目的是提倡西学， 把中国建设为强国。因此，报纸的特点是注重介绍西洋学说，注意多采访国内和国外新闻。按报馆章程所定，报纸“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汇编》以汇集重要消息及论说译文为主，尤其“详于外国之事”，“以供士大夫读书之人”参考使用〔3〕。《汇编》出六期即停刊。为弥补《汇编》停刊之不足，报纸加重了刊登外国之事和重要文章。 创刊之初，旬刊《国闻汇编》由严复与夏曾佑负责，日刊《国闻报》由王修植负责。旬刊停办后，专办日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闻报》刊发社论42篇，其中严复自己就撰写了23篇。这一时期，严复除了自己的译著工作之外，对《国闻报》的工作投入了更多的热情，突出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表《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的部分译文，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此书的目的既是为了以进化论为武器，宣传“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点，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更是为了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唤起民族觉醒，论证及时变法、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群学肄言》是英国学者斯宾塞的著作，原名《社会学研究法》，是用进化论的观点研究社会问题，严复此时译出前两部分《砭愚》、《倡学》。严复急于通过《国闻报》将两部译著的部分内容介绍给读者，使它的某些观点提前和读者见面，目的是向国人发出民族危亡的警号，呼吁顺应天演的规律，进行社会改良，使中国由弱变强。严复的译著为处在彷徨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精神食粮，时人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4〕。正是这些理论，激发了清末有识之士的爱国热情， 使他们积极投入到政治改良运动中。 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启发国人实行变法。1897年12月德国人强占山东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严复非常愤怒，他对德国的霸道行径和守护当地的文武官员遇敌不抵抗，将国土拱手相让的可耻行为义愤填膺，连续在《国闻报》发表了《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对侵略者和投降者进行严厉的谴责和抨击。文中除了指责当事者之外，还进一步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中国兵官，大都奢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通过对这一事实的深刻揭露，严复进一步启发、教育了国人：中国非实行变法不可，否则，在外敌面前只能是弱者，只会受人欺侮。 揭露封建文化统治下没落知识分子的可悲与无能，呼吁强国保种必须变法。在《道学外传》一文中，严复深刻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他论述道，道学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文人，别看他们读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壁》、《四书典林》、《古文观止》、《时务大成》等书籍，似乎知书达理，但实际愚腐守旧，昏头昏脑，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即被列强瓜分，仍可衣食自若，毫无廉耻之心。这些人反对西学，反对变法，视维新改革若洪水猛兽。他们是与国无益、与民有害的废物，“生之能语之牛马，死后作人之疆石”。严复指出，政府的官员出自这种人，学院的院长命于这种人，实在令人痛心。出于对国家存亡的忧患，严复明确指出甲午战败根源于此，“支那与日本种相同，而教亦相若，乃以十倍之地而不及日本者，非视此辈之多寡，为世灾盛衰邪？”〔5〕严复的剖析， 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国家贫弱的根源有进一步的认识，更加激发了他们对维新变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