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一 在近代，明确使用“中体西用”概念者是戊戍时期的孙家鼐。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人之舍己芸人，尽弃其易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并办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架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然而，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应模式，它所表达的文化折衷主义的内涵，它所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信奉的“天朝至尊至上”的观念发生了动摇。通过鸦片战争的切身体会，他们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代表的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为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分析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军事技术与近代的工业技术。魏源明确界定的“夷之长技”有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 〕同时，魏源还认为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当学习。虽然后期魏源曾对西方的议会政治有所介绍并流露出一定的赞赏之情，但这并不是魏源思想的主流，也不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且，魏源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政治制度提出任何疑议。所以说，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正是这一时期“中体西用”的实际内涵。 19世纪60年代，“中体西用”论开始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社会文化思潮，而比较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他在这本书中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比较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学）有六个方面不如西方文化（西学）。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3〕。 这种明确承认中国文化“不如夷”的思想，较之于林、魏要更全面和深刻一些。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冯桂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更善之善哉？”〔4 〕冯桂芬的议论，基本上界定了“中体西用”的特定内涵。 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体西用”的政治实践。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十分盛行。这一时期阐发“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和初期的维新派人士。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官僚的洋务实践的纲领和规范。洋务派官僚大都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起家，或者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西方列强较多地打过交道的朝廷内外大臣。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亲身体验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的优越之处，所以他们感到固守“夷夏之辩”的古义是无助于改变中国极弱的局面的，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等“自强之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是得益于洋枪洋炮最多的，故他早就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5〕， 认为“欲求自强之道，莫如制器械”。李鸿章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师夷之长四字，尤为今日所当知也”〔6〕，所以必须“取外人之长技， 以成中国之长技”〔7〕。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之长，他们所理解的“夷之长技”是什么呢？主要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近代工业、科技。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可以看作是林、魏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如果说林、魏在中西文化接触的最初阶段提出的具有“中体西用”涵义的思想，还有其时代的局限的话，那么，洋务派官僚的“中体西用”则是出于有意识的对西方文化抗拒。洋务派官僚在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就规范了它的内涵与外延。这就是：西方的文化只能用来维护封建的统治，西方的文化也只有军事技术、工业、科技等器物层面的东西可以学，至于制度教化，只有中国的优越。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者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8〕就是这个意思。 李鸿章就说得更明确了，他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狉獉之俗，所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9〕他还认为， 治国经邦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所谓“根本”、“全体”，便是中国的文物制度、伦常名教，至于西学，只论是“偏端”、末叶。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0〕。如果“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11〕 由此可见，洋务派官僚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内涵，乃是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来挽救或弥补中国封建的文化基础——文物制度、纲常名教，尤其是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从情理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洋务派官僚，当然是不能提出改变其根本制度的主张，虽然他们中的个别人也曾对西方政制发表过褒扬的评价，但并不代表其主流。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乃是当时文化折衷主义思潮的主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