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傅筑夫曾经论述过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人口因素曾促进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奴隶制生产方式转变为封建制生产方式〔1〕。 在清末民初城市社会现代化关系的进程中，人口因素的影响力可谓得到了更有力的显示，这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沿江沿海地区，如上海、汉口、青岛等地尤为明显。青岛以一沿海偏僻渔村，仅三、四十年时间，发展为拥有三十多万居民的通商都会，无疑成为此类城市中，人口城市化最剧烈，移民对城市社会现代化影响最典型的城市。因此，移民对青岛社会现代化关系的个案研究，将对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地区城市现代化的整体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一、移民与青岛人口城市化 青岛由德国人设为租界地后的人口变迁，由下表可得知其概况： 年代 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 备注 1897 83,000 1910 161,140 52.36% 不包括外侨 1924 189,411 11.61% 同上 1927 322,148 193.67% 同上 资料来源：袁荣叟《胶澳志》，民国十七年版第一册，第231页。 由上表可看出，青岛开港最初的13年间，人口增长率即高达52.36%。其人口增长速度远比其它城市为高。根据李国祈的研究，上海1828—1934年间人口增长的高峰是1910至1930年，其增长率为49.97%。〔2〕尽管由于资料缺乏，我们难以确定此一时期青岛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但基本可以断定，其人口增长的主流是移民。由此也不难想见青岛人口城市化的急剧程度。1910至1924年间，人口年增长率降低，仅为11.61 %。降低的原因，并不在于开港后的人口城市化高峰期已过，完全是因为时局关系。由于在此期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人撤离，青岛为日人所据，故有暂时性的低潮。即便如此，青岛的人口增长率仍要比济南为高。根据David·D·Buck的研究，济南于1914至1919年间人口年增长率呈负增长39%。〔3〕因此，就山东省而言， 青岛的人口城市化仍有较高水平。1924至1927年人口年增长率因时局安定再次升高，达193.67%，可视为青岛开埠以来的最高峰。由此一人口年增长率，可以了解青岛的人口城市化仍在继续发展之中，与其它口岸城市不甚相同。另外与济南相比，济南在1919至1933年间，人口年增长率仅为53%，〔4 〕低于青岛两倍有余，青岛人口城市化急剧情况可见一斑。 就胶澳地区内各区人口的变化而言，在德国占领之初，全境共有村庄274个，根据1897年人口83,000人计算，平均每村近303人，其分布情况如下表： 人口数村庄数 2,000人以上 4 1,000—2,000人 20 500—1,000人 70 100—500人144 100人以下 36 资料来源：赵琪《胶澳志》，民国十七年版，第一册，第231页。 由上表知，胶澳地区在1897年以前，仅有大村落四个，大多村庄的人口在100—500人之间。此时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50.43人，与同期的潍县、胶州相比，低于潍县，高于胶州。〔5〕此后至1924年， 人口密度增至每平方公里343.29人，较以前增加一倍多。根据1926年青岛警察署的调查，全境人口分布如下： 人口数 村庄数 3,000人以上 2村:薛家岛村(海西署)、下 四方西村(台东署) 2,500—3,000人 2村:姜哥庄、夏庄(李村署) 5村:李村、登窑村、赵哥庄 2,000—2,500人 (李村署)、四方之康宁路(台东 署)、后韩村(海西署) 11村:午山村、九水村、仙家寨、 1,500—2,000人 西小火村、源头村、大翁头村、丹 山村(李村署)、浮山所、小村庄 (台东署)、南庄、辛岛村(海西署) 1,000—1,500人 45村(李村署34村、台东署6 村、海西署5村) 资料来源：赵琪《胶澳志》民国十七年版，第一册，第232—233页。 由上表数字可以看出，2,000人以上的聚落由开埠时的4村，约30年后增为9村。1,000至2,000人的聚落由原仅20村，增为56村。而人口增加最快的地方在李村。 以上系就胶澳整个地区而言，如仅就青岛市区而论，则因该地原为渔村，故至1902年时即青岛开埠五年之后，仍仅有14,905人，〔6 〕但及1913年，则增为53,312人，人口年增长率为122.84%，远高于胶澳整个地区的人口年增长率。至1927年，则达91,500 人， 人口年增长率为39.34%。〔7〕较整个胶澳地区年增长率为低。缘何此时青岛市内人口反低于整个胶澳地区，据李国祁的研究，极有可能是与德人的撤离、日军的占领等政治因素有关，亦有可能是不少在市内工作者，其家庭居住于市内，或其户籍仍在附近乡间。李国祁的分析尽管缺乏详实的根据，但关于后一种推断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