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被英国侵占而后又几次拓展的中国神圣领土，又作为有异于一般殖民地较快实现近代化的城市，与国内特别是与祖国南疆发生的重大事件常呈呼应之势。因此，香港一直受到中国近代先贤的紧密注视。 英国殖民者塑制的香港形象，与马克思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情景相类似。即英国实际上在完成破坏亚洲式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双重历史使命。它有其正面作用，即迫使亚洲殖民地消除社会长期停滞状态，“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实现“一个根本的革命”。但它又有其负面作用，即殖民者并不是对殖民地发展有兴趣，而是旨在降服和掠夺殖民地人民，“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再者，宗主国和殖民地情景显然不同，“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 这又促使殖民地人民在接受近代文明和近代化成果的同时，进行以暴还暴的反抗和谋求权操自我的求富图强，迅谋国家的独立和近代化。 中国近代先贤们诚然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洞察事物本相，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他们本着对现实的体察、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追求，其思维也是沿着上述轨道演进的。 一 英国割占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是在较长期把香港岛及其洋面作为英国鸦片走私和对抗中国禁烟的据点之后，又通过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进行威胁性谈判、迫签不平等条约等野蛮手段得逞的，这是英国侵略者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的充分暴露。它遭到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爱国官绅军民的坚决反对和英勇抵抗。他们认定香港、九龙湾、尖沙咀洋面都是“中国版图所在”，不能让侵略者据以“窥近虎门”，使广州无法安枕〔2〕。作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官涌之战等， 可视为对英国蓄意侵占香港，进窥虎门、广州的有力回击。当琦善执意与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拟在割让香港问题上“委曲从权”时，林则徐等力促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劾奏琦善。一些爱国官吏、士绅如裕谦、梁章钜、林福祥、张杓还表示应以武力收复香港〔3〕。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 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枬的《夷氛闻记》等著作，对上述情况多有记述。对于首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以香港为前进基地，强进广州城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粤港同胞开展反对上述侵略的呼应情景，诸如1842年粤港人民抵制“香港通市”、1846年香港华人反征“人头税”的罢工罢市和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进攻广州的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市斗争等等都在《夷氛闻记》、《筹办夷务始末》和后来日人佐佐木正哉所搜集辑入的《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中的先贤言论中得到反映。这些表明当时爱国人士对香港的深切关注。上述言行虽含有近代社会开端时期人物尚难避免的“天朝”、“夷狄”观和对落后国家人民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用的斗争方式的过于笼统的与偏重于单纯爱国激情的描述与称赞，还缺乏理性分析。但正如恩格斯当时的评论：“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人民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4〕而且， 当时香港主要是鸦片转运和贩运华工的中心和进一步对华武装侵略的基地，马克思当时曾引用很多具体数字和材料论证了当时对华正当贸易因鸦片大量倾入而滞进，指出：“五大商埠底开放及香港之占有，结果只是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鸦片贸易的增长是广州“市场崩坏的主要原因”〔5〕。又正如当时英国报纸所透露的， 英国殖民者要以香港为基地，首先变广州为加尔各答，以实现其英人“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6〕的梦想。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其时担任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国公使的德庇时、文翰、包令等人。所以应该说当时先贤们的上述记载和赞扬话出有因，有其正义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而把当时人民中出现的反英舆论和斗争，视为贻误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则非审情度势之论。 实际上，其时一些先贤如林则徐、魏源等已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中，逐步领会到中国人必须学习侵略者的长处，谋求中国近代化首先是军事近代化，才能达到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目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作和“师夷长技以制夷”〔7〕的明确提出， 反映了从林则徐到魏源的开放心态和新的眼量。1847年魏源南游广州、香港等地，又将一些新资料补入百卷本《海国图志》，并将在香港所得英夷公司之大宪图冠于百卷本之首，因“斯纯乎以夷人谭夷人也”〔8 〕，表明其倍为珍视。这种中国必须与世界相联系的新识，还体现在当时的对外贸易政策上，林则徐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今后私运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从事正常贸易的外商，则加以恩惠”〔9〕。 当时的爱国商绅发布的《告谕英商大略》，既谴责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任意横行”，又希望加强正常贸易，“同享升平，均沾乐利”〔10〕。但就总的来看，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先贤还是较多注目于香港的被侵占遭凌辱的殖民地地位和主要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中国人民并向内地进一步扩张的残暴阴暗面，而作为近代化的光采面则尚未崭露，它仅在遥远的侵略者故乡，以残缺不全的朦胧的形态向中国先贤们招引。 上述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和光采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也产生了正负作用。不过光采面似乎明显一点。它反映在太平天国代表人物在这一运动过程的两次转型中。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就体现为古代农民战争向近代农民战争的转进，其标志之一是反对外国沦中国为殖民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作为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痛恨香港被英占领后日益猖狂的鸦片输入和由此给中国人民尤其是给广州一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愤切指出：“炼食洋烟最颠狂”，致使多少英雄汉为其所害〔11〕，为此而“拍案三叹”，指斥清政府颟顸腐朽，因而奋起领导农民起义。他又显然有感于鸦片战争所加给中国的耻辱和香港的被割占，“素知洋人反复”，明确表示对“尔吞我并”、以强犯弱的侵略行径的坚决反对，主张万国一家，互相尊重，平等相处〔12〕，而且始终坚持反侵略立场。其标志之二是为适应新时期斗争的需要，须采取不同于往昔的途径和方式。洪秀全由于生长和早年活动之地毗邻港澳，既便于获取属于由古代向近代农民战争转型所必需的鸦片战后新形势的感知和新的斗争动向，又因西方传教士在广东的较为活跃而使他易于接受新的宗教工具，以便于开展斗争。他从梁发的《劝世良言》中，得到辟斥旧的传统势力、要求人与人国与国实行平等、讨平邪恶的新启示，创立了旨在发动新的农民运动的拜上帝教。他曾从学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曾经居住澳门、香港，虽然所谋之道不同，但罗孝全等有可能给他灌输了某些港澳方面的影响和形象。而洪秀全后来也“没有忘记罗孝全，对罗孝全有好感”〔13〕。又据洪仁玕在香港对传教士童山文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讲过“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身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14〕这里提到的“真理和知识”的源头，揆情主要是指西方世界和港澳这个渠道，也就是说，他已意识到在港澳和西方世界已有真理和知识可寻。诚然，这种真理和知识在首次转型中还只表现为西方基督教及其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均平思想相衔接的寓存于原始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此后，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或其委任代表，如文翰、约翰·包令的代表麦华陀、卢因·包令（约翰·包令之子）以及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统帅额尔金等相续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与太平天国领导或将领商谈。其主要意图在于搜集太平天国情报、威压诱逼太平天国承认《江宁条约》，使中国基督教化，并掠取新的侵略特权等。在这一过程中，也很可能散播了英国和香港的信息。而太平天国领袖和将领对上述来访者所表示的态度，既有农民阶级的封闭心理，把“天王”自封为“天下万国之真主”，把来访者称为来朝归顺。但也主张“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而对以香港为主要转运站的鸦片贸易则严予禁止。对于文翰要求香港总督总辖五口通商、自由行使权利一事未予正面答复〔15〕。它曲析地进一步表明了太平天国领袖的早期香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