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内忧外患，创巨痛深。但是中国方面对于这种刺激的反应，上自九重之尊，下至黎民百姓，除了由曾国藩、李鸿章辈搞了一段时间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所谓“自强运动”，对创痛多少显示了一点迟钝的感觉之外，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以及“万国衣冠拜冕旒”一类昔日辉煌的回忆之中。其间一切改变都是被迫的。五口通商是被迫的，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是被迫的，甚至引进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按照当时国人的逻辑，但凡“奇技”，皆为“淫巧”，用之则不免坏了中国的道德人心。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以非常之举，实施全境对外开放。老沉持重的中国官吏们为此瞠目结舌，以为此乃致亡之道，窃喜自己继续紧闭大部分国门，未制订如此轻率的开放政策。 殊不知正是国门的一启一闭，拉开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湘淮陆军一溃千里，北洋水师葬身鱼腹。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重新安排了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使中国再次尝到了战败国的耻辱。大概近代以来中国多次打败仗，唯有此次才真正品出了屈辱的滋味。盖前此而来的列强如英吉利、法兰西等，或奉行“重商主义”，或看重基督教福音事业，虽以坚船利炮前来叩关，要皆不过胁迫中国“开放”。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斯时列强虽危害中国甚深，但却“不毁我宗庙社稷，不掠我领土人民”，中外兵刃相加之后，不过“金帛议和”而已，没有也不存在亡国之患。再说西方国家的底细中国人也实在弄不清楚，大概可以等同历史上乱华之“五胡”吧，与之交锋败阵，尚可用野蛮人的船炮厉害作自我解释。古代“文明史”上就有过汉族的王朝向“夷狄”俯首称臣的先例，因而虽惨遭失败，心理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 甲午之败则不同。此番不是败在西方列强手下，而是败在素来为中国人看不大起的“小日本”手下，因而产生了一种“辱莫大焉”的感觉。日本在30年前还只够得上中国的学生的资格，现在它能打败老师，一是靠变法，二是靠尚武，三是靠激发民族主义。17世纪日本的儒家学者山崎暗斋曾向弟子提出：如果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军攻打日本，日本的儒生应当怎么办。他并明确表示，如果发生如此不幸的灾难，希望弟子与他一道，武装抵抗，生擒孔孟，以报国恩[1]。 促使日本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将信仰和意识形态放在一旁的是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这是日本人所遵循的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在与日本人交战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察觉对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存在。而战败的奇耻大辱，终于将中国人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诚如时人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民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思想家、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福利爱所倡导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作为拿破仑发动大规模征服欧洲的侵略战争在政治思想上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固然没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 强调了“诸夏”与“夷狄”在制度上的文野差异。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认为能够“莅中国而抚四夷”[3]，才算得上实现了王者的抱负。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夷夏之防”。不过，由于中国古人在地理上将中国等同于“天下”，加之“夷狄”环绕，四方来朝，周边没有真正能够征服中国的强敌，因而民族主义观念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也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4]。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之势，逐渐形成。1896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在经过社会政治学的重新包装之后开始传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中国知识界信奉的“天演”法则。亡国灭种的命运不仅为刚刚发生的割地赔款的事实证明并不虚幻，而且被“科学”揭示了所以会败亡的内在机理。这样，国运终于成为知识界首要关注的问题。以后几年里，中国的知识界精英投袂而起，发动了一场被后人称作“维新变法”的运动。其实这场运动的基本宗旨在于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口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会亡吗？“波兰分灭”是为前车之鉴。儒教会亡吗？耶教的咄咄逼人之势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并非杞忧。炎黄子孙会被斩尽杀绝或者会因种性羸弱而无法繁衍下去吗？中国人多达4亿， 显然是野蛮的西方列强想杀也杀不完的。但种性繁衍的优势要想保持殊非易事。近代国门初开之时，国人看见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无不视之为“蕃鬼”或“化外之民”，以为中国文明进化，在种性上便胜外人一筹。五口通商之后，各开放口岸仍严防金发碧眼的外国妇女进入，据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担心“蕃妇”前来“偷种”，使中国人从此失去种性上的优势。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曾设计出大规模移民巴西的计划，企图在南美洲去建立一个“新中国”，也是出于“保种”的考虑[5]。 由于爱国志士的大声疾呼，从乙未至庚子这五六年间，中国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萌发后的第一次救亡热潮。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是救亡图存，学习西方又被维新人士认定为救亡图存的基本路径，这就导致了西学的大量引进，国人亦因此以新的目光审视中西方文化，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优劣，从而使中国近代思想史出现了一段宣传民族主义与鼓吹西化并行的时期。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特别是经过被革命派人士称为“野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之后，“西化”加速，国人亦逐渐由仰慕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唯新是尚的程度。一时间，“西方”几乎成了“现代”的代名词，而且是越往西边走，就越接近“现代”。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生动记述了自己向西行的不同观感，颇具代表性：“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北美]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6]很快， 这种仰慕西方文化的心态便发展成一些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反中国感”（Anti-chinesism）的心理情结。这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明显的反映。谭嗣同是最早表露出这种“反中国”心理情结的思想家之一。面临清末社会的变局，他预感劫运将至；然而“劫象”却是通过比较国人与西人体貌看出来的：“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7]联想到国门初开，国人初见洋人，感到形容丑陋，鄙夷地称之为“蕃鬼”时的情形，其间感情的迁移，不可谓不大。逮至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批评更趋激烈。一般士人，稍稍耳食新学，则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8]。而中西学均有相当功底的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 李大钊、高一涵、吴虞等“新文化人”在这方面更是既开风气又为师，不仅起步较早，也走得较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