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29日至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中华仁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华仁学会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17人，来自台湾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文化大学、成功大学、空中大学、致理商专等高等院校；大陆方面出席会议的代表24人，来自中国谭嗣同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辞。出席开幕式的有：著名学者张岱年、戴逸、欧阳山尊、徐亦儒、于敦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何鲁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谭嗣问研究会名誉会长贾亦斌，全国政协常委、台湾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思德等。贾亦斌、戴逸、中华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邬昆如在开幕式上致辞、张岱年、何鲁丽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欧阳山尊宣读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为研讨会写来的祝词：“两岸学者，欢聚一堂。研讨仁学，互叙衷肠。缅怀先烈，同心敬仰。统一大业，共同担当。祝海峡两岸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开幕。”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13篇。有32位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一、会议的特点 这次学术研讨会气氛融洽，讨论热烈，学者们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积极回应，开得很有特点。 第一，全方位、多角度地研讨谭嗣同的思想学术。学者们就谭嗣同思想的体系构成、理论特质，心路历程、学术交往、思想来源、时代背景、区域背景、进步意义、历史地位、现代价值等等分别作了专题研究。有的学者论述谭嗣同的政治思想，有的学者论述谭嗣同的伦理思想，有的学者论述谭嗣同的本体论思想，有的学者论述谭嗣同的宗教思想，有的学者论述谭嗣同的科学思想，还有的学者揭示谭嗣同与王船山、刘人熙、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联系。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谭嗣同思想学术的方方面面。 第二，把原本话语的解读同现代意义的诠释结合起来。与会学者都很重视阅读谭嗣同的原著，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学术。由于谭嗣同生长于“学问饥荒”的年代，涉猎中外各种思想学派，兼容并包，观点尚不十分成熟，难免有驳杂甚至矛盾的地方，现代人读起来并不容易掌握其思想内涵。在与会代表中有文字学家。他们从文字学角度研究谭嗣同的学术思想。《石菊影庐笔识学篇———文字部分初探》认为，谭嗣同在文字考据方面颇有造诣，“先生考据之是者，常表明其见解之锐利，其所疑者则求源以正之。”《〈仁学〉自叙与界说的语言分析》考察了谭嗣同关于“仁”、“元”、“无”三字皆“从二，从人”的说法的根据，得出的结论是“证之以谭氏殉义后出现的甲骨文以及日形昌盛的金文研究，其见解完全正确。”这些文字学方面的专门考辨对于我们准确地掌握谭著的本意很有帮助。一些学者着重阐释谭著的现代意义，以便我们承接先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谭嗣同仁学的当代诠释》将谭嗣同的“仁”的概念与胡塞尔所讨论的“同理心”、与建构实在论所谓的“外推”概念，加以对比和诠释，厘清当代哲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仁学中之女男平等》和《从〈仁学〉探理想的父教》从谭氏仁学出发，研究了当代人际关系中令人困惑的现实问题。《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仁学》阐释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认为“《仁学》的内部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内部话语冲突与融合的一种反映。”这些现代意义的诠释活化了谭嗣同的思想学术。 第三，把宏观研究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仁学与仁心——对谭嗣同志业的省思》、《谭嗣同与新伦理》、《仁的认知与实践》等从总体的角度概括谭氏思想特征。《谭嗣同的政治遗嘱与清季革命》、《谭嗣同与诗界革命》从具体问题入手，微观地研究谭氏思想的某个侧面，以求小中见大，这种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谭嗣同的思想风貌。 二、会议的收获 这次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谭嗣同思想学术的定位更为科学和准确。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仁学》堪称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书”，而谭嗣同不愧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关于〈仁学〉的革命性问题》认为，《仁学》的革命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息息相通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有的代表指出，谭嗣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已超出维新变法的范围，对革命派发生很大的影响，至今对我们仍有激励作用。 第二，拓展了研究谭嗣同思想学术的外延。以往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常常注意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这次研讨会除了继续研究这些方面以外，还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谭嗣同的仁学与佛学》和《谭嗣同的宗教境界》论述了谭嗣同思想与佛学的关系。有的代表认为，谭氏是近代中国试图熔儒教、佛教、耶教为一炉的第一人。《以科学为社会改良利器的始作俑者》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谭嗣同的影响》以大量的、翔实的材料说明了谭氏思想与近代科学的密切联系。 第三，从谭嗣同研究契入，推动整个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们没有孤立地研究谭氏的思想，而是把他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仁学〉与近代人学观的变革》认为，谭氏上承康有为、下启梁启超，构成近代人学观念变革的中心环节。《〈仁学〉中社会伦理与政治问题的历史反思》指出，谭氏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大智慧”。 第四，拉开了戊戌变法百年祭的序幕，明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这次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百年祭的先声。它必将引起人们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 三、几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一是关于谭嗣同为何选择献身道路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谭嗣同本来有逃离北京的机会，但他没有出走。他之所以选择献身变法事业的道路，乃是出于牺牲我一个、唤起世人心的爱国激情。谭嗣同豪迈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除此之外，至于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学者们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代表认为，谭氏选择英勇就义的道路，也有报谢光绪知遇之恩的意思。有的代表认为，谭氏面临维新事业失败，内心十分苦恼，因而选择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杀道路”，有似是而非于民国初年王国维的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