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的被杀，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传统的观点认为，杨秀清是为洪秀全“密诏”所杀的。但笔者在对有关史实作了进一步的查证之后认为，洪秀全“密诏”诛杨的说法还有商榷的必要。 一、从“密诏”的诱因判断，“密诏”说立论不坚 史学界通常认为，洪秀全“密诏”诛杨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杨秀清“逼封万岁”，图谋篡弑。作为“密诏”说的一个重要立论前提，杨秀清有没有“逼封万岁”？笔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认为，杨秀清根本没有封过万岁，也从来没有称过万岁，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基本史实。所谓杨秀清在八月份（或稍前）“逼封”称万岁的说法有可能事出有因，但却查无实据。〔1〕因此，杨秀清“逼封”、洪秀全“密诏”的因果式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其实，即使是退一步讲，假如杨秀清真的籍助天父下凡的形式“逼封万岁”，也不足以成为“密诏”说立论的依据。既然杨秀清称万岁是出自“天父”的旨意，那么对于“密诏”诛杨，个中的利害得失，洪秀全是不会不察的。否则的话，袭杀的虽然是杨秀清，而实际上却是打“天父”的耳括子！如果我们承认洪秀全的神经系统还不至于太错乱的话，那么这种颠三倒四的事情，对于一个虔诚的拜上帝教领袖来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二、从“密诏”的对象考察，“密诏”说难圆其说 史学界认为，洪秀全不仅“密诏”了韦昌辉，而且还“密诏”了在湖北的石达开。韦昌辉奉诏之后迅即由江西回师天京，而石达开只因路遥发迟之缘故，所以“回京晚了一步。”但据笔者考察，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勉强的。 首先，“密诏”石达开一说，考诸史实，漏洞非常明显。据《怡良奏复探闻金陵内乱情形片》分析，石达开似是在阴历九月二十四日前不久才逃去安庆的。〔2〕从石达开回京之后，又连夜出逃到安庆，并情况为清方所得，计其时日当在三、四天之内。故可推知，石达开在天京事变爆发后的第一次回抵天京，时间已是在十月十八日（阴历九月二十日）左右，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九月中旬。〔3〕按洪山、瑞州两地到南京的里程大致相等，〔4〕如果说洪秀全同时“密诏”了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的石达开的话，那为什么要到韦昌辉回京举事近一个半月之后，石达开方姗姗而至？难道这是“路遥发迟未及至”所能解释得了的吗？ 事实上，石达开是在湖北洪山得知了韦昌辉等在天京滥杀无辜的消息之后才赶回天京的。据《李秀成自述》：“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翼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杀害许多之人，在湖北洪山营中，带同曾锦谦、张遂谋，狼狈赶回天京计及免杀之事。”〔5〕又据清江北大营德兴阿奏折：“近有金陵城内逃出难民，指称八月初旬，亲见杨逆枭首通衢，系为伪北王韦昌辉所杀，杨逆之眷属及所统伪官伪卒，亦于八月中旬后悉聚歼。”〔6〕遇害将士的尸体先被抛在一片没有遮盖的草地上，然后才投诸河中，并于八月二十五、六日开始由观音门漂淌出江。〔7〕由此可知，韦昌辉等在天京进行的大屠杀，大约不会早于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二十日）之前，也就是在杀杨秀清之后的半个月左右时间。若以当时的形势而论，天京城内的消息传至洪山军营，有二十天时间即可，而石达开在得知消息后于军中进行些必要的安排，然后赶回天京，前后也不会超过十天时间。故而可以断定，石达开在十月十八日前后回到天京，决非是奉诏行事（当然也不可能是替杨秀清报仇），仅仅只是为了“计及免杀之事”而已。石达开单枪匹马，只身回京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 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石达开本人也曾一再说明，他是在洪山听到京城内乱的消息之后，为行“排解”之事才“狼狈”赶回天京的。〔8〕如果洪秀全真有诛杨“密诏”，而在事变之后又持仇洪态度的石达开据说当年就已经看清了形势，奉诏之后“不愿遵行”的话，那么，他就更没有必要和理由对此事进行隐瞒了。因此，洪秀全“密诏”石达开的说法只能使我们进一步对“密诏”说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其次，韦昌辉从江西回师，也很难证明“密诏”说。按韦昌辉自从主江西战事之后，太平军在江西战场的局势开始渐呈艰蹙，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丢失了南康、新昌等地，瑞州一战，韦昌辉又“受创大败”，南城失陷，北城被围。〔9〕照太平天国规定，凡官兵外出战败者，“必令别窜 一地以图功”。据参加过丙辰六年太平军战事的刘贵曾口述，还在七月底的时候，杨秀清就已有要在长驱苏、杭的同时，“分兵攻扬州”的打算。〔10〕到了八月中旬，杨秀清再次提出集中一定兵力，先破浦口、观音门水师，然后进逼仪征、六合，以通北岸瓜州来往之路的作战方案。〔11〕韦昌辉在八月底由上江地界下驰天京，任务即是要“分路政扑浦六营盘”。〔12〕因此，两相对照，我们有理由认为，韦昌辉从江西回师天京，说不上是奉诏之后秘密潜回（当然也不是战败逃回），而是另有作战使命的。 另外，史学界曾有人提出反证:如果不是洪秀全的“密诏”，韦昌辉为什么能顺利地进入天京而不被怀疑？但笔者认为，当时的天京戒备森严，网络甚密，各门守军也俱受东王节制，在这种情况之下，单凭洪秀全的一纸诛杨“密诏”，就能使韦昌辉瞒天过海，率领三千人的队伍悄然入城，甚至包围了东王府而尚能使杨秀清毫不知晓？难道“密诏”真有魔力不成？很明显，正如“密诏何在？所云又如何？”之类的简单诘责尚不能否定“密诏”说一样，韦昌辉能不被怀疑地进入天京也不足以证明洪秀全的“密诏”！至于韦昌辉能参与事变的发起、据笔者考察，颇有些机缘上的巧合，和“密诏”问题并无涉及 。 ”〔13〕 三、从“密诏”的材料分析，“密诏”说值得怀疑。 关于洪秀全“密诏”诛杨，除了清朝地主文人知非子等“参以己见”的记载之外，根据爱尔兰水手肯能等人口述而成的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和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历来被当作“密诏”说的第一手资料加以引证，尤其是雷诺滋的《镇江与南京》更被视作对这一问题“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是，对这些材料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秦日纲和韦昌辉路途相遇，奉诏共抵天京的说法似是实非。《镇江与南京》云：“我们听说第二位（东王杨秀清）曾命令第五位（北王韦昌辉）的队伍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第七位（顶天侯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见第五位。第五位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受第二位之命去安徽……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14〕。按秦日纲在一破江南大营后，即奉东王之命率领所部东进丹阳，追剿向荣溃师，准备在攻占丹阳之后，“即长驱苏杭”。〔15〕只因在丹阳屡战不利，遂撤围打金坛。八月十四日，大军奄至金坛城下，不意攻打二十余日不果，又于九月三日撤退，移营距句容二十五里之丁角村住扎（“杀东王即此时之间”）。很明显，在当时杨秀清已决意于东线战场的情况之下，所谓“在丹阳的第七位被调往安徽”的说法纯属误传。实际上，当时秦日纲也已经根本不在丹阳，而是在金坛！又据记载，八月二十二日秦日纲还在金坛南门外出现过，但在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身为主帅的秦日纲就已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甩下了部队，匆匆离开了金坛。〔16〕尽管史料对秦日纲的去向记载不详，但据以后情况推断，他极有可能已在事先秘密潜回了天京。再考韦昌辉行踪。据一名跟随韦昌辉从江西回来又在江浦县境内被俘的太平军旅帅潭盛条供称：“伪北王韦姓于本月初三日（阴历八月初三日）自上江败回，带有逆船二百余只下驰，已由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17〕如此则问：在八月二十五日即动身”前往安徽”的秦日纲，又怎么能与九月一日才在金陵登岸的韦昌辉相遇而携手共抵天京？！
